末路还是新生？――美国劳工运动大分裂

末路还是新生？
――美国劳工运动大分裂

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日

一九五五年，美国两个最大的劳工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简称“劳联”）和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简称“产联”）合并，标志着美国劳工运动进入了全盛时期。今年，劳联－产联（AFL-CIO）本来准备好好庆祝一下五十周年纪念。殊不知，就在这个时候，劳联－产联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分裂。七月二十五日，正在劳联－产联在芝加哥宣布年会开幕的时候，美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刊登消息――劳联－产联中两个最大的成员工会宣布要另立山头。美国劳工运动来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分裂的背景
分裂出去的两个大工会分别是有一百八十万会员的国际服务业雇员工会和一百四十万会员的国际运输工人工会。几天之后，一百四十万会员的第三大工会食品销售业工会宣布脱离。另外，旅馆及服装工会也准备在近期内离开劳联－产联。这四个大工会的人数接近劳联－产联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不久后它们将会另外成立一个分庭抗礼的劳工组织，使美国劳工运动又回到了五十多年前“劳联”和“产联”各自为阵的局面。
这次分裂体现了劳工运动内部不同的派别对最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劳工力量每况愈下的不同反应。
美国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兴起于十九世纪后期。一八八六年，在来自荷兰的雪茄工人冈柏斯（Samuel Gompers）的领导下，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劳工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中的各个工会基本上是按照行业组织起来的。比如说，一位电工如果加入了电工工会，那么他无论在哪个老板那里受雇，都属于该工会的会员。这类工会中的成员以熟练技术工人为主体，收入也相对比较高。在一次大战结束时，劳联的人数超过了五百万。
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产业工会随之兴起。产业工会不同于行业工会的地方，就在于它们是按照产业而不是行业来组织的。在产业工会里面，一个工厂的工人无论属于哪个工种，都是同一个工会里的会员。相对行业工会，产业工会吸收了大量的非熟练工人，实力日益壮大。产业工会一直遭到劳联的排斥。最后，由煤矿产业工会的领袖刘易斯出头成立了和劳联对立的产联。
一九五五年，面对着国会与资方各种压制工会的法令和措施，劳联和产联宣布合并。当时，美国的雇员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工会会员。在工会强有力的推动下，美国通过了一系列保护劳工的法律。工人的工资和福利都得到大幅度提高，使得美国大部分的工人在经济上得以跻身于中产阶级的行列。
可惜好景不长。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日渐失去了在世界上的工业垄断地位。大批工业资金转移到国外。美国国内制造业的蓝领工人人数在减少，而持续发展的高技术领域或者服务业传统上又不是工会的地盘。工会会员的人数和在雇员中占的比例也日益在降低。目前，美国工会会员只占雇员人数的不到百分之十三。而在私营企业中，工会会员人数低于百分之九。在分裂之前，劳联－产联会员总数为一千三百万人。
在工会力量式微的情况下，工会领袖中间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最终导致了今日的分裂。
动员下层，还是联络上层？
意见分歧的根本之处，一言以蔽之，就是走上层路线，还是走下层路线。所谓上层路线，就是加强工会在政治上的投入，特别是加强和民主党的关系，争取在各级选举中选出与工会关系密切的立法者和政治领袖。走下层路线，则是集中将资源投入组织活动上，争取吸收更多的人加入工会，以壮大工会的基层力量。
工会虽然说是下层人民的组织，但是美国工会和政治上层却有着久远的关系。毕竟，靠选票吃饭的政客不敢小看工会的势力。在三十年代新政期间，民主党的罗斯福政府和工会开始建立政治关系。此后，在工会势力强大的地区，两党的政客都不得不与工会周旋。发展到后来，许多议员无论是在竞选金钱还是选票方面，都要依赖工会的支持。华盛顿熟悉内情的人说起来，都能够一一指出哪些是“劳联－产联兜里的议员”。
与此同时，工会的领导人也越来越热衷于和政治上层打交道。无论是总统选举还是地方竞选，工会都是最主要的捐款者之一。民主党的运作，离了工会就会出现巨大的财政困难。下表反映的是自一九九零年以来工会在各选举年中捐款的纪录。蓝色显示了给民主党的捐款，红色是给共和党的捐款。（二零零四和零六年选举的捐款数目还没有能够完全计入。）
不仅是金钱，工会还通过基层组织，在历次大选中动员自己的会员及其家属将选票投给工会认可的对象。每逢选举，工会的活跃分子就会挨家挨户去访问会员，劝说他们将选票投给某些候选人。二零零四年总统大选，劳联－产联的工作人员全体出动，在宾夕法尼亚、密西根等州民主党的胜利中起了关键作用。劳联－产联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希望通过自己支持的政客来制定有利于工会的政策和法律。
但是，劳联－产联的这一决策却遭到了许多地方工会和普通会员的质疑。属下一些大工会批评说，劳工领袖过分热衷于政治，却忽视了扩大组织的工作，以至于工会会员人数逐年下降。他们指出，工会要依赖会员的会费来维持，会员人数持续减少，对工会的前途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在众多的批评者中，说话最冲的是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的主席安迪·斯坦因。
挑战者
现年五十五岁的斯坦因七十年代初毕业于常青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随后投身于服务业工会，为贫穷的工人做社会工作。一九九六年，他被选为服务业工会的主席。在他的领导下，服务业工会的会员人数迅速成长，在十年中翻了一番，达到一百八十万人，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会，也是劳联－产联最重要的会员。
斯坦因在劳工运动中历来以特立独行著称。他之所以能够在扩大组织上取得巨大成功，正是因为他打破了劳工运动中传统的组织方式。服务业工会代表的雇员中，有相当大比例的清洁工。本来，清洁工是收入最低，也最难组织的行业之一。尤其是在大城市里，清洁工的来源主要是移民。他们被服务公司组织起来，替各个公司和政府大楼打扫卫生。要将一个服务公司内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员工动员起来投票成立工会谈何容易。更何况，在移民大批涌入的情况下，各个服务公司之间竞争激烈，工会提高工资的要求必定影响服务公司的竞争能力，所以许多清洁工自己宁愿拿最低工资，也不愿意组织工会。
为了替清洁工争取工资和福利，斯坦因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以新泽西州为例，服务业工会首先成功地组织了纽约的清洁工，使得那里清洁工的工资从原来不到七美元上升到十八点五美元，并且还有医疗、退休等福利。许多纽约的公司于是搬迁到了一河之隔的新泽西州。那里大楼清洁工的工资只有大约五块五，而且没有任何福利。斯坦因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去动员那里的工人加入工会，同时还与当地服务公司的老板达成协议：只有在工会成功地组织了本行业中百分之五十五的雇员之后，才会与老板谈判工资福利问题。这样一来，工会的组织活动中遇到的阻力就大大减少。于是，工会在新泽西北部所有十一个城市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组织活动。经过两年的努力，超过百分之五十五的清洁工加入了服务业工会。这样，工会对劳动力的供应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垄断，工资和福利的谈判随即开始。如今，这里的清洁工平均工资每小时十一块七毛五，并且还能够享受到医疗和退休福利。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工人加入了工会。
令人吃惊的是，当地服务业的老板对这种情况居然也表示满意。因为这样一来，老板之间减少了相互之间拼命减价的压力。而且工人辞职的现象也大大降低。
要做到这点，的确需要一点魄力：工会中的经费通常只有百分之二十五花在组织工作上，斯坦因领导下的服务业工会却拨出了超过一半的经费。如今，服务业工会的组织经费每年超过了一亿八千万美元。
自从二零零四年初以来，斯坦因和支持他的几个大工会就一直向劳联－产联施加压力，要总部将工作重点从政治活动转移到组织工作上来。
政治战和贸易战
其实，各大工会何尝不愿意多花点钱来做组织工作。会员人数下降，会费收不上来，直接影响到工会的生存。但是，劳联－产联属下的许多大工会，尤其是制造业工会，将大笔金钱投向政治却有自己的苦衷。
自从里根政府以来，美国的历届政府和国会――包括民主党的克林顿政府在内――对工会都不怎么友善。联邦和地方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大大地限制了工会的成长。比如，二十二个州――主要是南部保守的州――通过了“工作权利法”，在这些州里面，雇员如果在一个有工会的单位工作，可以不加入工会、不交会费，但同样享受由工会出面争取来的各种职工工资和福利。美国的工会会费不低，少的是工资的百分之一点五，最多的行业工会能收到百分之七。（收费最高的行业工会通常要负责给失业的会员找工作，否则就要给他们发放一笔相当大的生活费。）“工作权利法”成了这些州里面工会发展的主要障碍。许多工会领导人于是认为，通过选举来影响立法和行政机构，是工会生死存亡的关键。
另外，对工会特别是制造业工会影响最大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和大批制造业外移。面对洪水般的廉价进口商品和发展中国家供应充足的廉价劳动力，美国的制造业日益萎缩，制造业工人的人数急剧下降。比如，著名的国际女服工会在全盛时期成员接近百万，对纽约等大城市的政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服装业大量外移之后，该工会的成员在一九九五年剩下了十二万人，只好与另外一个服装工会合并。合并后成员持续减少，十年后剩了七万，而且多数是服装销售人员。最后，这个工会被旅馆业工会给吞并了。
所以，在过去二十年中，美国工会成了主张限制国际贸易、限制资本外流的主要政治势力。
这次分裂出去的几个大工会：服务业工会、运输工会、旅馆业工会、食品销售工会都属于那些工作不会跑到国外去的工会。它们的利益，不在打贸易战，而在于扩大组织实力。相形之下，对于留在劳联－产联中的大批制造业工会，比如汽车、钢铁等等，关注贸易政策是头等大事。
许多民主党人害怕工会分裂之后是否会进一步削弱民主党的力量，其实并不尽然。分裂出去的工会并没有投向共和党。它们依旧与民主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也许，工会中出现两个竞争对手，反倒能够在动员民主党的基本力量――下层工人方面出现更多的改进。

黑鱼精大闹波托马克河

黑鱼精大闹波托马克河

二零零五年六月七日

外来生物入侵是二十一世纪全球最主要的环境问题，这是国际科学界的普遍共识。一些外来生物严重威胁着自然资源的再生和利用，威胁着生物环境的多样化，从而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福祉。
――菲利普·让德尔博士，美国生物和环境学家

波托马克河畔警察出动
五月下旬，十多名警察出现在穿越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波托马克河畔。华盛顿是世界上绿化最好的城市。河边风景明媚，绿树成荫。这天，警察们来到这里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抓鱼。最近几年以来，华盛顿以及附近地区的警察已经开展过许多次的抓鱼行动了。
这种遭到警察如临大敌般围剿的鱼类对于美国人来说非常陌生，但在中国却家喻户晓。被美国人称作“蛇头鱼”（snakehead）的这种怪物，其实就是中国的黑鱼，也就是广东人认为“大补”的生鱼。
黑鱼原产地在中国，属于肉食性鱼类，专门以捕食小鱼小虾为生。黑鱼生长快、食量大、繁殖能力强，在中国是养鱼的人家的大祸害。鱼塘里如果出现了黑鱼，鱼苗就遭殃了。不仅是育苗，成年的大鱼和青蛙等动物也常常被黑鱼咬死。黑鱼的凶狠特性，使得中国民间出现了大量关于“黑鱼精”的传说。
美国原来没有黑鱼。二零零二年，有人在波托马克河流域附近的一个池塘里抓到了六条成年的黑鱼，还有一大群小黑鱼。当地人没有见过这种鱼，于是按照美国的法律，上报给环境部门。专家一看，立时紧张起来。他们警告当地政府说，这种鱼会吃尽水里面的各种小动物，严重破坏当地生物链。如果不赶紧清除掉，就有可能给本地的环境生态造成无可挽回的恶果。
于是，当地出动了大批警察，将那个池塘团团围住，将进出的水源也隔绝起来。他们在水塘里投下了大批毒药，将那里的生物统统毒死，以绝黑鱼的后患。
原产中国的黑鱼是怎样跑到波托马克河上来的呢？警方展开调查，最后发现是一户来自香港的华人，家里有人患病开刀，到纽约的唐人街买来几条进口的生鱼进补。结果，病人痊愈之后，还有些生鱼没有吃完，主人于是将它们放生到河中。波托马克河的水域盛产鱼虾蟹，黑鱼在当地不仅食物充足，而且完全没有天敌，很快就繁殖了起来，而且长得比中国的黑鱼体积更大。事情甚至惊动了美国内政府。内政部长出面，下令严禁黑鱼进口。
当地政府以为，将水塘里的黑鱼毒死之后事情就平息了。没想到，黑鱼的消息上了新闻之后，许多地方又陆续发现了它们的身影。在最近几年里，一到黑鱼产卵出没的春夏之交，波托马克河流域的人们便提高警惕，在水中寻觅黑鱼的身影。去年抓到了二十条。今年入夏以来，又有好几条硕大的黑鱼被捉到。当地政府夸奖警察们功劳不小。
栗子树的教训
美国人为了几条黑鱼大惊小怪，让许多中国人感到大惑不解。当地一些华人在看到报纸上的报道之后，甚至觉得那是白人对华人的种族歧视在作怪。其实，美国人那么紧张，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吃过外来物种入侵的大亏。最著名的事件之一，就是美国东部栗子树的灭绝。
在二十世纪之前，美国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山脉有几十亿株美丽的栗子树。相对于亚洲比较矮小的栗子树种，美洲栗子树能够长到四十五米高，树干直径能达到三米。从加拿大南部一直到密西西比河流域，栗子树是森林中最主要的树种。栗子树不仅出产美味的栗子，而且也是优质的木材。
大约是十九世纪末或者二十世纪初，纽约州有人从中国引进了一些亚洲栗子树。一九零四年，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在美洲栗子树身上发生了。
最初，人们发现一些栗子树开始生病枯萎。很快，这种专门袭击栗子树的怪病就在美国东部以每年直径扩大五十英里（将近八十公里）的速度流传开来。染上了疾病的栗子树无论原来多么健康粗壮都无法幸免，茂密的栗子林成片死亡。
植物学家们确定，引起这种怪病的是一种真菌。这种真菌在亚洲伴随着栗子树生长，相互之间两不侵害。然而，美洲的栗子树却没有这种免疫力。粘上这种真菌无不毙命。更糟糕的是，这种害菌是通过空气来传播繁殖的，想要控制几乎不可能。
在二、三十年间，栗子树在来自亚洲的病害的侵袭下濒临灭绝。人们统计，死亡的树木大概有三十五亿株。目前，能够残存下来的美洲栗子树大概还有几千棵。当年遍布美国东部的栗子树如今已经成了重要的国宝。美国的植物学家正在设法培育出具有抗菌能力的新树种。这一努力在最近几年里已经有一定收获。但不管怎么样，要想恢复一百年前栗子树林在美国东部的风光，已经不可能了。
外来生物入侵的警钟
在人类近代历史上，外来生物入侵在世界不少地区都造成过灾难性的事件。其中，原来与旧大陆隔绝的地区，主要是美洲和澳洲，遭受的破坏更加严重。那里的本地物种原来自成体系，形成了生物链的平衡。外来生物入侵打破了平衡，对本地物种往往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澳大利亚在殖民地时期引进的狐狸和兔子破坏了本地的生态，就是另外两个著名的例子。
随着旅游业和运输业的发达，全球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人类面临的外来生物入侵威胁也日益严峻。一九九九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有关外来生物入侵的法令。根据法令，美国成立了国家外来生物委员会（the National Invasive Species Council）。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内政部长、农业部长、商务部长、交通部长，以及国家环境保护总署署长。这些年来，美国正在以立法和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改善外来生物入侵的警报系统，以保护自己的农业和生态。

“深喉”亮相！

“深喉”亮相！
――将尼克松总统拉下马的关键人物向公众曝光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日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七日，美国总统大选正在进入高潮。这天，首都华盛顿水门旅馆的保安人员弗兰克·威尔斯在地下室和停车场之间的门上发现了一小条胶布，堵着让门没法关上。威尔斯以为那不过是清洁工为了方便干的，他把胶布取下来就算了了件事。毕竟，他一个星期才拿八十美元工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结果第二天他发现胶布又被粘了回去。这下他觉得不对头了，于是在凌晨时分向华盛顿警察局报了案。
警察很快就到了，而且当场抓到了五个贼。他们作案的地点是设在这里的民主党总部。他们来偷窃的不是财物，而是情报――三个星期之前，他们在这里安装了电话窃听器，结果出了点毛病。他们是前来维修的。
当时谁不可能想到，二十六个月之后，白宫主人尼克松竟会因为这个小小的“水门事件”而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被迫辞职的总统。
揭发出美国总统参与主使水门事件并在事发后非法掩盖犯罪行为的，是《华盛顿邮报》两个三十岁上下的低级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给他们提供了许多关键线索的，是一个被他们称作“深喉”的神秘的政府高级官员。
谁是“深喉”？三十多年来，美国官方和民间许多人都在寻找、猜测，但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遵守当初的承诺，始终缄口不言。今年五月三十一日，现年九十一岁的前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马克·菲尔特公开出面承认，他就是当年的“深喉”。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也随之证实了菲尔特的身份。这段困惑了人们三十年的公案才算有了结果。
联邦调查局和总统的权力之争
谁是马克·菲尔特？以他联邦调查局副局长的地位，为什么要去为两个籍籍无名的记者充当线人？他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会如此同尼克松过不去？菲尔特曝光之后，许多人纷纷猜测他当初的动机。
菲尔特出生于一九一三年，在一九四二年加入联邦调查局。当时正值二次世界大战，菲尔特被指派去从事反间谍工作。在这期间，他学会了一系列从事间谍活动的本领，包括跟踪、反跟踪、秘密传送情报等等。没想到，这些本领后来在他和伍德沃德联络的过程中统统派上了用场。
联邦调查局（ＦＢＩ）正式成立于一九三五年，是国家层次上的警察机构，在编制上属于美国司法部管辖。第一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在美国历史上是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自一九二四年开始就担任ＦＢＩ的前身调查局的局长。在他一九七二年去世之前，ＦＢＩ根本就没有让任何其他人领导过。胡佛在有生之年牢牢控制着ＦＢＩ，利用这个机构打击所有他不喜欢的人。甚至历任总统遇事都要让他三分。
菲尔特在六十年代越来越得到胡佛的重用。一九七一年，胡佛将他提拔为ＦＢＩ的助理副局长，也就是第三号人物。第二号人物托尔森当时身患重病，所以他成了年迈的胡佛实际上的副手，主管着ＦＢＩ的日常事务。
在胡佛的领导下，ＦＢＩ是个独立王国。其主要官员都是调查局内部提升上来的，外人根本很难插足。素来以不信任他人著称的尼克松上台之后，一直在找机会改变这种局面。一九七二年五月，七十七岁的胡佛去世，尼克松的机会到了。
副局长菲尔特这时满心盼望自己能够承继胡佛的职位。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尼克松决心要给ＦＢＩ“掺沙子”，提名自己的亲信帕特里克·格雷担任局长职务。联邦调查局的人大为不满，菲尔特更是万分失望。
菲尔特的失望并不单纯出于个人原因。还在胡佛去世之前，尼克松和他的班子就一直想要插手ＦＢＩ、ＣＩＡ、以及军事情报机构，试图利用这些机构来对付所谓“国内的安全威胁”，大量增加对被怀疑对象的监视。他们计划，行政部门可以不通过法庭，就对公民实行拆信、电话监听等手段。这样的做法明显违反了美国法律，也遭到ＦＢＩ专业工作人员的抵制。
作为ＦＢＩ的第二把手，菲尔特对尼克松班子的类似企图极其蔑视，甚至称他们是“纳粹式地使用情报机构”，违背了ＦＢＩ的职业传统和道德。当时的菲尔特是个民主党人，这更增加了他对保守的共和党尼克松政府的憎恨。
秘密交情
菲尔特和伍德沃德偶然的相识，改写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历史。
鲍勃·伍德沃德比菲尔特小整整三十岁。他一九六五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毕业后到海军服役五年，退役的时候是少尉。他的工作包括为他的上司到白宫去传递文件。一九七零年的一天，他送一包文件到白宫，在前厅等待的时候碰上了菲尔特。两人拉起闲话，说得投机，竟成了朋友。年龄的差距使菲尔特扮演了一种类似导师的角色。
退役后，伍德沃德进入新闻界，七一年来到《华盛顿邮报》。他仍然和菲尔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菲尔特最早向伍德沃德透露的消息，是副总统阿格纽接受了两千五百美元的贿赂。（阿格纽在七三年十月因为受贿丑闻而辞职，尼克松任命众议员福特为副总统。在尼克松下台后，福特继任，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没有经过全国选举的总统。）《邮报》的资深记者并没有将这个年轻人的消息放在眼里。后来，在另外一些报道中伍德沃德也得到过菲尔特的帮助。
水门窃贼案发，冥冥之中命运又马上将菲尔特和伍德沃德联系在一起。五名窃贼凌晨两点半被抓，早上八点半菲尔特就在办公室里听取了详细汇报。同时，《华盛顿邮报》的都市版编辑也叫醒了伍德沃德，让他去报道这项并不起眼的地方新闻。第二天，《邮报》上就登出了伍德沃德写的一则有关的地方消息。
按照美国的法律程序，那五名窃贼在华盛顿的法庭遭到起诉，伍德沃德作为报道记者前往旁听。
在法庭上，法官问被告：
“姓名和职业？”
被告一：
“博纳德·巴克，反共分子。”
法官：
“反共分子？先生，那不是个正常的职业。”
被告二：
“詹姆斯·迈克考德，安全顾问。”
法官：
“替谁顾问？”
被告二：
“替政府。不过，我最近已经退休了。”
法官：
“政府什么部门？”
被告二：
“中央情报局。”
这马上引起了伍德沃德的注意。他直觉感到这绝对不可能仅仅是一个小案件，背后必定有更深的奥妙。于是，他说服了报社的编辑，开始和他的同事卡尔·伯恩斯坦一起着手进行深入调查。
在法庭搜集的证据中有迈克考德等人的电话联络簿。其中两个人的电话本上有Ｅ．霍华德·亨特的电话，旁边注明了“白宫”。亨特正是负责组织“管子工”窃听工程的前中央情报局雇员。
伍德沃德马上就想起给菲尔特打电话。菲尔特显得很紧张，匆匆忙忙说了几句就挂断了。不过，他还是对伍德沃德证实，亨特原来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并且与水门事件有密切的关系。后来，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通过仔细调查，发现新近存入博纳德·巴克账户上的两万五千美元竟然来自尼克松的竞选捐款。八月一日，他们发表了这条消息，第一次将白宫和水门案件联系了起来。
调查既然有了进展，伍德沃德就更需要菲尔特的帮助了。但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菲尔特却不肯接电话。伍德沃德无论是打到他的办公室还是家里，他都不肯接听。于是，他在一个傍晚径直来到了菲尔特的家中。
地下联络
菲尔特并没有责怪伍德沃德的贸然造访。联邦调查局这位反间谍老手对那位少不更事的记者说，今后他们之间的交流都必须面对面进行，而且绝对不能让人看见。他们必须约定见面的暗号。
伍德沃德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是也只好答应。
菲尔特问伍德沃德家里的窗户上是否有窗帘。如果有的话，只要打开，就表示他希望碰面。伍德沃德说，他平时也会打开窗帘让阳光进来。这个办法行不通。
伍德沃德想起家里阳台上有个空花盆，他的女朋友在上面插了杆街上捡来的小红旗。他们约定，只要伍德沃德将这个花盆放到阳台上，就表示他紧急希望和菲尔特会面。菲尔特将在第二天凌晨两点在郊外的一个地下停车场和他会面。
接着，菲尔特给了伍德沃德一系列指示：
去赴会的时候不要使用楼里的电梯，要从楼梯下到楼后面的通道上。
从通道出来，不要开自己的车。走上几个街区，之后叫出租车。让这辆出租开到一个大旅馆。旅馆通常有昼夜不停的出租车服务。
叫上一辆新的出租，在离会面地点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下车，再走过去。小心有人跟踪。
本来，从伍德沃德居住的杜邦中心到会面的罗斯林区开车顶多十五分钟，这么一折腾，就需要一到两个小时。
如果菲尔特需要和伍德沃德见面又怎么办呢？菲尔特在问过伍德沃德订什么样的报纸之后说，他将会在当天伍德沃德的《纽约时报》第二十页作出记号，并且规定到同一个停车场见面的时间。
伍德沃德当时并不清楚菲尔德受过反间谍训练。这套复杂的联络措施让他感觉到，水门案件的背景可能远比想象的复杂。
“深喉”
一九七二年十月八日，水门事件已经过去了将近四个月，各家媒体的调查都没有多少结果，纷纷鸣金收兵。连想要大做文章的民主党竞选总部也挖不出个名堂来。这天的凌晨一时半，伍德沃德约了菲尔特来到指定的地下停车场。在媒体对水门事件的调查松弛下来之际，他需要菲尔特的指点。
在伍德沃的到达时，抽着香烟激动不安的菲尔特已经等待了一些时候。
伍德沃德和菲尔特德关系只有他的搭档伯恩斯坦和他的上司、《华盛顿邮报》的主编本杰明·布莱德利才知道。其中，布莱德利当时只知道他是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事情过后才知道他的名字。为了方便，他们借用一出电影的名字，管这位终日抽烟、声音沙哑的线人叫“深喉”。
伍德沃德后来在他和伯恩斯坦合著的《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一书中描绘了他们的会面：“在类似这样的夜晚，‘深喉’会谈到党派政治如何侵蚀到了政府的每一个角落，尼克松的白宫又如何大肆接管了政府各个部门”。他对尼克松的人马为了政治利益而不择手段、目无法纪的行为方式深感极度担忧。
在这次见面中，菲尔特敦促《华盛顿邮报》不要放弃对水门事件的调查，要一直追查到最顶层。“只有总统和司法部长米切尔才知道所有秘密”，他对伍德沃德透露说。
虽然“深喉”不是《华盛顿邮报》一系列水门事件报道的唯一消息来源，但是菲尔特给予伍德沃德的帮助至为关键。每当调查的关头，菲尔特总是能够帮助伍德沃德澄清事实，替他解开许多令人摸不着头脑的线索。没有菲尔特的帮助，《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很可能会和其它媒体一样不了了之。
怀疑，但是没有证据
水门事件的风波还在高潮之中，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就获得了一九七四年的普利策新闻奖。他们合著的《总统班底》刚刚上市，就成了美国的头号畅销书。在书中，他们透露了“深喉”这位关键人物。他们写道，这位神秘人物是“行政部门中一位能够知道有关总统连选连任的举动以及白宫内部情况的人。我们只能在非常重要的情况下才去和他联系。”他是一位“接近水门调查材料的人”。
《总统班底》在七六年被拍成电影，由好莱坞小生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饰演伍德沃德，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饰演伯恩斯坦。其中，哈尔·胡尔伯克（Hal Holbrook）饰演的“深喉”出现虽然只有十来分钟，可是这位不断抽烟、压着嗓子说话的人物却令观众印象深刻。
谁是“深喉”？人人都对迷底感到好奇。可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却下定了决心只字不肯向外透露。他们与菲尔特之间有约定：只有在他去世的情况下才能够透露他的身份。
当然，最想知道“深喉”真实身份的是尼克松和他身边的人。从一开始，他们就在追查是谁向《华盛顿邮报》透露了那么多消息。菲尔特也在被怀疑之列。白宫的录音带显示，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九日，尼克松和白宫办公厅主任哈德曼谈到了对菲尔特的怀疑。但是，哈德曼向总统进言道：“如果我们将他撤职，他就会把所有事情都一股脑地向外都露出去，因为他知道联邦调查局的所有事情。”七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尼克松的助理迪恩又对总统说，“唯一能够知道这么多细节的”只有菲尔特一个人。尼克松表示，他不愿意将菲尔特留在政府里面。可是，白宫没有掌握任何证据，也最终没有敢去触动菲尔特。
别的人也怀疑过菲尔特，包括不少ＦＢＩ的雇员。有不少调查人员发现，他们就水门事件给菲尔特的报告中的细节很快出现在《邮报》的报道中。同样，他们也没有证据。
人们以为，“深喉”会将这个秘密带进棺材。

今日美国的进化论之争

今日美国的进化论之争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五月初，美国中部堪萨斯州的教育委员会开始了一场为期四天的听证。听证的题目是：学校的自然科学教育中，是不是应该包括进化论？在教授进化论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教授创世说？堪萨斯州的辩论只不过是整个关于进化论教学辩论中的一个插曲。
进化论，这个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科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的理论，到二十一世纪又在美国重新成为争论的对象。这听起来几乎令人不可思议，但是有关进化论教学的辩论，却能够为美国以外的人提供一把理解这个社会的钥匙。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自启蒙时代以来对中世纪神学提出了最彻底挑战的科学发现，因为它直接否定了“上帝造人”的神学信条。为此，在各种科学理论中，进化论遭到的来自宗教的攻击最多。
一百五十年过去了，进化论不但早已被自然科学界的主流所承认，而且已经被写入了绝大多数国家的中学科学教科书。连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也在一九九六年公开宣布，罗马教廷承认进化论“不仅仅是一种假说。”然而，偏偏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却是个例外。进化论和创世说之争在美国一直没有平息，而且这些年还似乎愈演愈烈。仅仅在今年一年，美国五十个州里面就有十八个州出现了是否允许在学校中教授进化论或者是否应该同时教授创世说的辩论。这些辩论最后甚至可能诉诸立法机构。
进化论和创世说在美国第一次对簿公堂是在一九二五年。那时，有十五个州的立法机构制定了禁止在学校里教授进化论的法律，理由是进化论违背了《圣经》的教诲。田纳西底同镇中一位中学教员约翰•斯科普斯决定以身试法，向学生讲授进化论。结果，斯科普斯被告上了法庭。开庭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一千多人拥挤在当地的法庭旁听，同时电台向全国直播庭审。检察官在开场白中宣称：“如果进化论赢了，就意味着基督教的末日。”辩护律师则说：“正在接受审判的不是斯科普斯，而是人类文明。”最后，斯科普斯被裁决缴纳罚款。不许教授进化论的法律在许多地方一直存在到一九六八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判决，以宗教原因来禁止教授进化论妨碍了言论自由，因此属于违宪。
但是，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并没有就此了结进化论和创世说之争，进化论学说直到今天也没有为美国人普遍接受。盖洛普多次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大概一半的美国人相信上帝创造了世界，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相信进化论。这又反映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社会现象：在所有发达国家里，美国是宗教气氛最强烈的国家。最近的统计表明，美国人口中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人笃信宗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自称基督徒。不信宗教的人不到百分之十。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可以解决当今几乎所有问题。
这一现象令世界上许多人感到疑惑。美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发展潮流不一样。在最近二十多年里面，宗教势力不但没有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而衰落，反而日益坐大，到了控制美国政治主流的地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保守势力对各个地区学校教育的控制。而关于进化论的争论，正是这种控制的具体体现。
美国不存在全国通用的教科书。各地公立学校的教材，由当地的教育委员会（school board）规定。教育委员会的委员则是由当地选民选举出来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黑人民权、妇女、反战等社会运动蓬勃兴起，在地区学校教育中也出现了自由化、非宗教化、非西方中心化的倾向。进化论教育的普及就是这一潮流的组成部分。七十年代中期，美国的宗教保守势力开始反省并重新聚集力量。这期间出现的一批福音派宗教领袖认为，争取下一代是未来最重要的目标。他们号召信徒们在各地参选教育委员会，以便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学校教育，将公立学校变为传授基督教教义和价值观念的场所。在七十至九十年代，基督教保守势力争取的主要地盘就是教育委员会。这种以社会最基层为起点来推动的保守运动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如今，美国除了大城市之外绝大部分中小城镇和乡村的教育委员会都被保守的基督徒所控制，为保守力量全面控制社会的计划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母亲权利在美国

母亲权利在美国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二日

在今年母亲节前夕，美国一个专门调查工资收入的网站www.salary.com公布了一项惊人的研究结果：没有上班在家带孩子的母亲如果按照小时来挣工资的话，她们应该得到的报酬平均是十三万一千四百七十一美元一年。
这笔帐是这么算出来的：一个有两个学龄儿童的母亲每天要充当的角色包括保姆、教师、司机、勤杂工、厨师、洗衣清洁工、顾问、家庭首席执行官、行政助理、助理会计师、护士等等多项工作。将这些职务的正常工资按照其所需要的时间比例分别计算，一个每周工作四十小时的母亲应该得到四万三千四百六十一美元的年薪。不过，母亲们每星期的平均工作时间是一百小时，所以还应该给她们另外付加班费。这样算下来，在家带孩子的母亲应该得到的工资就超过了美国人均收入的好几倍。
对于这种算法有没有根据当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母亲的劳动价值被社会低估，却是一个普遍承认的事实。
母亲权利运动
美国著名的女作家、记者安·克里腾顿（Ann Crittenden）这些年一直在推动“母亲权利”运动。她写出了两本广受欢迎的专著：《为人之母的代价：为什么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报酬最少》（Price of Motherhood: Why the Most Important Job in the World Is Still the Least Valued）和《抚养过孩子的人可以管好任何事情》（If you’ve Raised Kids, You Can Manage Anything）。这两本书出来之后，都上了美国的最畅销书榜。
安是我多年的至交。她曾经在《新闻周刊》、《纽约时报》等著名的媒体担任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记者，现场报道过越南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二十二年前，四十四岁的安结婚生子之后，决定离开成日东奔西跑的记者生涯，留在家中一面带孩子，一面为媒体写专栏和评论。
离开正式工作之后，安忽然发现自己不但失去了原来的社会地位，而且她为儿子付出的大量劳动也根本得不到承认。一次在社交场合中，有人问起她的职业之后说：“哦，原来你没有工作。”就在那天，安在孩子身上足足花费了八、九个小时之后，还为报纸写了篇评论。经济记者出身的安看到，当母亲付出的劳动完全得不到相应的经济报酬，也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母亲被看作家庭的附属物，而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于是，她开始关注母亲的权益问题，并且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发动了母亲权利运动。
在今年母亲节的期间，我请安给我的中国读者们谈谈她的一些感受。
“母亲权利运动目前在美国仅仅是个雏形。这个运动虽然具有草根性，但是没有人愿意给钱资助。政客们也不加以注意。”安非常感慨。
美国的现状
“美国人应该感到害臊，”谈到母亲权利在美国的现状，安很是气愤。她说，美国有关母亲权利的立法是发达国家里面最糟糕的立法，也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有关立法之一。“比如，世界上只有四、五个国家的妇女不能享受产假，美国就是其中之一。美国妇女生孩子，必须用休假或者病假。但是美国有六千万雇员根本就没有病假这项福利。所以，许多人因为生孩子就没有了收入。”的确，每年都有许多妇女因为生孩子而不得不辞去工作。
安介绍说，这些年里，有不少人在致力于推动产假立法，但是始终没有获得成功。目前有几个州，包括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家庭假期法案》，规定所有雇员如果出现家庭困难――家人生病、妇女生孩子等等――都可以获得六个星期的带薪假期。但是，这笔费用并不是由雇主而是由政府来支付的。为此，政府要向所有雇员征收一笔附加税收。
产假只是母亲权利得不到保障的一个例子。安指出，一个女人特别是职业妇女如果决定当母亲，就不得不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蒙受重大的损失。她举出社会保险金作为例子。美国老人能够领取的社会保险金额是根据一个人的工作年限来积累的。工作年限越长，能够领取到的社会保险金也相对越高。没有工作的配偶有权领取的社会保险金是配偶的一半。也就是说，如果丈夫一个月能够领取一千元，没有工作的妻子就可以领取五百元。曾经工作的人可以选择以个人身份领取或者以配偶身份领取。比如，一位工作了十年之后回家带孩子的妇女可能积累了足够领取每月五百元的社会保险。如果她的丈夫积累的社会保险每月超过一千元，那么她以妻子的身份领取的保险就高于以个人身份能够得到的数目。经常出现的情况是，职业妇女在工作数年之后在家带几年孩子，结果是，这几年内她的社会保险积累为零。尽管她担负了夫妻俩人应该共同担负的家庭义务，但是她却不能从丈夫的收入中得到社会保险积累。这样，到退休年龄时，妻子尽管和丈夫一样辛勤工作多年，但拿到的社会保险金却比丈夫低。如果离婚，妻子的收入更会比丈夫低一大截。单身母亲的状况自然更加糟糕。
“难怪，美国的贫困人口中有那么大一部分是单身母亲。而母亲的贫困又造成了儿童的贫困，”安感叹道。
母亲经济学
安认为，类似salary.com所做的统计，实际上是母亲节期间不负责任的媒体炒作。这种炒作只会导致人们不去认真看待母亲劳动的经济收入这个问题。
那么，母亲的劳动价值该怎么计算呢？安提出了两种通用的方法。一种类似于salary.com的做法，就是将母亲的劳动按照小时和工作性质来计算，通常得出的数字为六万至十万美元之间。但是，更说明问题的其实是另外一种方式，也就是看母亲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所作的贡献。科学研究证明，人生最初几年的培养对于一个人未来的发展最为重要。人主要的学习能力、对外界的观察力、性格志趣等等，都在这最初的几年中就形成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将来对社会作贡献的程度，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母亲在这几年中的劳动。母亲的劳动成果培育出了社会公民。
安进一步指出，社会生产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就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决定了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母亲的劳动是人力资源形成的关键。可以说，母亲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工作。可是，这个工作从经济角度却没有得到社会承认，国家对母亲的工作也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在所有发达国家里，美国对学龄前儿童教育的投入最低，学龄前儿童的所有开支，包括教育开支中，只有百分之五是由国家来支付的。
儿女幼小的母亲想要重新工作，同样存在着很多困难。美国的托儿所不但数量远远供不应求，而且多数价格昂贵，另低收入的家庭不堪重负。在过去，贫困线下的母亲能够得到一定的托儿补贴。但是几年前通过的《社会福利改革法》，规定贫困家庭的母亲必须每周工作四十小时以上才能够得到该项补贴。在安看来，这种立法简直近于野蛮。
在离婚率高的美国，在抚养子女方面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更是造成了母亲经济地位的地下。离婚时，多数情况下法庭会将幼小的子女判给母亲抚养，父亲需要付抚养费。但是，安引用来自法庭的数据说，大概有一半的父亲没有按时按量付抚养费。
母亲的技能
谈了那么些难过的话题之后，我希望转入一个比较令人兴奋的题目，于是我请安来谈一下她的新书：《抚养过孩子的人可以管好任何事情》。
安立时高兴起来。她介绍说，在写这本书的过程里，她采访了一百位有孩子的成功人士――绝大多数是母亲，也有少数几位父亲。这些成功人士一致表示，他们从抚养子女中学会的技能对他们的成功有着极大的贡献。安将这些能力分为四类：众多事务中分清主次、集中精力在重要事务上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教育、鼓励孩子或者下属以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的能力，以及在繁杂的世界中坚持、维护自己固有的价值观念的能力。
有趣的是，所有这些技能，恰好都是在商学院中训练工商界领导人的时候列出的技能。安在翻阅了各种工商管理教科书和父母指南之后，发现这两类书籍中最受欢迎的那些都不约而同地列举出了同样的必需技能。她采访的许多工商界成功人士表示，他们在抚养子女的过程中学到的并且能够用于管理的技能，其用处远远超过了他们在商学院或者别的工商管理培训中学到的知识。
不仅在工商界如此，在政界中也有同样的情况。安采访了一位在七八十年代主持美国与苏联之间核武器控制谈判的官员。这位官员说：“比起和我那个十多岁的女儿扯皮，和俄国人谈判简直是儿戏。”
安希望，工商界能够通过她的书来增进对妇女、对母亲的能力的了解。她也希望能够给母亲们，特别是那些在家带了几年孩子重新回去工作的妇女增加信心。她采访的一位高级女主管告诉她说，在家带孩子几年之后，她找工作时发现自己的简历上出现了一片空白，在找工作的时候屡屡碰壁。这位颇有想象力的妇女于是在那几年的空挡上加了这么些条：家庭首席执行官、行政主管、财务主管、教师，等等。结果，她的简历一下丰富了起来，也找到了顺心的工作。安认为，母亲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往往缺乏信心，特别是职业妇女，当了几年家庭主妇之后自己总觉得有点抬不起头。这是母亲们首先必须克服的心理障碍。
安的书《为人之母的代价：为什么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报酬最少》最近已经被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她希望美国的经验――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能够给其他国家的人民一些启示，以便在世界范围内促使母亲权利运动的诞生和发展。

同性恋者为什么要争取结婚权？

同性恋者为什么要争取结婚权？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八日

四月十三日，美国全国上下的大中学里面，有许多平日爱说爱笑的学生忽然沉默了整整一天。他们身上或者是贴上了一个标签，或者是挂了个小小的牌子，或者是穿了件特别的T Shirt，上面写的是“沉默的日子：4-13-2005”（Day of Silence)。隔天后，又有另外一批学生穿上了另外的T Shirt或者挂上了另外的牌子，上面写着“真相的一天”(Day of Truth)。原来，这是美国当今同性恋平权与反平权运动中的一个场面。前者是同性恋平权团体发起的行动，提醒人们记住那些因为同性恋身份而遭到暴力侵犯甚至杀害的人；后者是保守的基督教福音派发起的反行动，宣传《圣经》中同性恋是罪恶的观点。故以前者沉默，后者喧哗。
自从去年五月份美国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裁定同性恋婚姻合法以来，同性婚姻问题在美国政治舞台上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这一年时间里，有些地方政府给同性恋者发结婚证书，也有些州修改了宪法，禁止同性恋婚姻。由于美国法律规定确认婚姻的权力在各个州而不在联邦政府，所以同性恋者的结婚证书只是在非常有限的地区才被承认。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州里面，同性者仍然没有相互结婚的权利。享有这个权利对于同性恋者到底有多重要呢？
美国首都华盛顿是个同性恋运动相当活跃的城市。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调查，华盛顿市的人口中有百分之十至十二，也就是大约十万人，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至于不公开的人数就很难统计了。入夜时分，华盛顿市中心最繁华的杜邦广场是同性恋者们最愿意光顾的地方。一对对同性情人在那里喃喃细语，亲密无间。
非常熟悉这个社会的同性恋者亚当•纳尔逊很大方地接受了我的采访。
亚当是位聪明而又有几分腼腆的犹太小伙子，今年二十六岁，有一位长期固定的男伴。虽然华盛顿市并不承认同性之间有结婚的权利，但是两人仍旧准备今年八月在犹太教堂里举行正式的结婚仪式。亚当在大连学习过一年，能讲相当不错的中文。我请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解释同性恋者无法结婚所造成的问题。
亚当拿出了他去年的退税表格，指着其中一栏五百多美元的税收说：
“这就是没法结婚遭受的惩罚。”
原来，亚当工作的单位是一处左翼非政府组织。和许多支持同性恋平权的机构一样，这个组织允许同性配偶享受与异性配偶同等的医疗保险福利。单位每个月要为此支出六、七百美元。如果是结了婚的夫妻，这笔钱算是福利，用不着交税。可是因为同性恋不许结婚，亚当的这笔钱算是收入，他必须为男伴的医疗福利上税。
类似对未婚配偶的税收惩罚比比皆是。两人住在一起，政府不认为这是家庭，只算做搭伙。税要分开交，给结婚家庭提供的各种福利也无缘享受。
金钱上的损失还是其次，亚当说，最令同性恋伙伴感到担心的，是他们作为配偶的前途没有保障。比如，在多数州里，同性恋配偶不得领养子女。女同性恋者往往通过人工授精等方式怀孕生子，但是另外一方却没有法定监护权。男同性恋者则往往试图以单身身份来收养孩子，这也同样出现了另外一方的监护权问题。一旦两人分道扬镳，没有监护权的一方无论在抚养孩子时投下了多少心血，都将付之东流。
两人的共同财产也因为没有正式婚姻关系而得不到保障。不久前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案子。两位男同性恋伙伴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早就一起买了房子。其中一位不幸去世。剩下的这位先生在参加葬礼回家之后，却发现房子的锁被换了。原来，他的男伴的兄弟姐妹决定将死者那一半的房子卖掉。按照法律，家属根本无须经过同性恋伴侣的同意，因为法律不承认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
相形之下，另外一桩案子就更让人伤心。有位同性恋者不被自己那个严格的基督教家庭所接纳，自己来到大城市，和男伴开始了同居生活。许多年之后，这人得了重病，被法院判处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自理能力。他那隔绝了多少年的家庭这时出来将他接了回家，与他共同生活多年的男伴被抛在一边，悲痛欲绝。
亚当告诉我，相对于许多地方来说，首都华盛顿市是个很开明的城市。同性恋者在这里可以拥有共同财产，他们的关系也被承认是配偶关系，尽管还不能算婚姻。可是在一河之隔的弗吉尼亚州，法律就要保守得多，同性恋者根本不可能共同拥有财产、抚养子女。两地法律的差别造成了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根据美国法律，不断纠缠、骚扰他人(Stalking) 要构成犯罪。而因为离婚率高，婚姻或者同居关系破裂之后的纠缠与骚扰事件会得到警方更加认真的处理。如果同性恋者在华盛顿市骚扰另外一位同性恋者，就会得到与两性关系中出现的骚扰同等的处理。但是只要开十分钟车来到弗吉尼亚，让警察去管就困难得多。
婚姻本来是人类为了抚育后代而发明的制度。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抚育后代日益成了婚姻的许多个目标之一，而当事人双方情感的因素日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婚姻制度本身也随之发展变化。从一夫多妻制到一夫一妻制，从男尊女卑到男女平等，婚姻越来越成为个人的选择而不是对家庭和社会担负的义务。在美国历史上，不同种族之间的婚姻曾经被法律严禁。在南部最保守的当年的蓄奴州中，黑白婚姻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被勉强承认合法。就这一趋势来看，同性恋婚姻也总有一天会被多数人接受。

老有所养――国家还是市场？

老有所养――国家还是市场？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日

在布什总统上台后推行的各种内政外交政策中，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是反恐和对伊拉克的战争，但是在美国国内，对每一个美国人的未来都具有重大影响的，却是他的社会保险改革计划。这个计划将决定人口越来越老龄化的美国，在将来几十年中是否能够做到“老有所养”。这一改革计划在美国国内遭到反对的规模，绝对不下于伊拉克战争。借用布什政府一位官员在给共和党议员的一份备忘录的话，“如果我们成功地改革了社会保险制度，那就将是政府进行保守改革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其影响的范围与程度无论怎么估计也不过分。”
为什么社会保险改革计划那么重要呢？这里面涉及的，不仅关系到社会保险税收的控制，更关系到美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美国的社会保险制度
美国的社会保险（social security）计划包括三项内容：退休、残障保险、孤寡福利。其中，退休金是最大的一项支出。按照目前的规定，凡是一生中工作并纳税超过十年、年满六十二岁的老人就有资格开始领取社会保险退休金，不过要年满六十五岁之后才能够领取足额社会保险。这时不仅退休金数目更高，而且能够享受国家提供的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残障保险没有年龄限制，但是要求领取保险金的残障人在过去十年中曾经工作并缴纳过一定数目的社会保险税。孤寡福利则是给予交纳过社会保险税者的寡妇或鳏夫以及未满十九岁的子女的福利。领取数目的多少取决于保险税缴纳的数目和年限。总的来说，缴纳的数目越大、年限越长，领取的社会保险金也就相对越高。
社会保险并不是美国人唯一依赖的退休金。事实上，足额社会保险对于一个中等收入、工作二十五至三十年的人来说，一般相当于退休前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低收入者的百分比要高一些，高收入者的百分比则要低很多。比如原来挣百万年薪的大公司总经理们退休后能够领取的社会保险金不会比拿五、六万工资的下属高出太多。所以，大约一半的美国人在社会保险之外还有工作退休金（pension）、401退休计划（401K plan）、个人储蓄退休金（IRA），以及个人的积蓄。工作退休金和401退休计划都有相当部分要由雇主支付，有的雇主支付得多，有的支付得少。通常在工资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之间。比如我工作的单位，老板为雇员支付的退休金计划占工资的百分之十七点五。也就是说，老板每年要为一个年薪五万的雇员支付八千七百五十美元存入他的退休计划。这笔钱进入某些投资基金，每年以一定的百分比上升。如果雇员工作二十年，拿到的退休金大概就能够相当于他工资的至少百分之五、六十。
但是，低薪阶层的退休金计划一般就远远不如中产阶级，尤其是非全职的低层员工往往根本不能加入雇主的退休金计划。这样，越是贫穷的人口就越要依赖国家控制的社会保险计划。目前，美国的退休人口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领取的社会保险金超过了他们收入的一半。
社会保险制度反映的政治原则
社会保险的资金来源是社会保险税，相当于每个雇员每个月收入的百分之十二点四。这笔税收由雇主和雇员二一摊作五来交给国家的社会保险局。如何控制这笔税收，就是今天布什政府社会保险改革计划争议的焦点。
今日美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的产物。罗斯福上台的一九三二年，正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谷底，失业人口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五。当时美国只有少量的贫穷救济计划，面对汹涌而来的失业大军完全是杯水车薪。罗斯福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计划。其中之一便是建立社会保险制度。
社会保险制度的开创不仅仅带来了新的福利体系，更意味着一种新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原则被引进了美国政府。此门一开，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也日趋膨胀。体现在社会保险制度上，就是政府要求只要一年内工资超过一千美元，雇主和雇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缴纳社会保险税，否则就违反了法律。缴税不仅仅是个金钱问题，还必须履行大量的法律手续。许多雇佣保姆或找人临时帮忙的家庭因为不愿意麻烦而私下现金交易，造成了犯法的现象比比皆是。当初克林顿曾经任命过两位女司法部长，都是因为找人带孩子但是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税而不得不辞掉任命的。政府对社会保险税的管理也常常遭人诟病。由政府经手的这项巨额资金每年只上涨百分之二，远远低于私人基金的投资项目。
无论如何，社会保险制度给美国的普通人尤其是低收入者在年老和残疾的时候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要改变这一制度，必然会遭到各种抵制。
美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有危机吗？
布什政府提出改革社会保险制度，理由是这一制度出现了危机。在罗斯福时代，工作的人远远超过领取社会保险的人，因此该项基金的收入远远大于支出。有统计数字显示，再过十五年左右，由于二战后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将大批退休，社会保险基金将出现赤字。如果不改革，这一制度就面临破产。
反对这种说法的人则指出，随着现代人寿命的延长，越来越多人到了六十五岁并不退休，而是继续工作，继续交税。所以危机的说法并不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布什总统提出的改革计划并没有去关注如何增加社会保险基金。相反，这一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允许比较年轻的人将部分应该缴纳的社会保险税存入私人账户，由私人进行投资。也就是说，这一计划将进一步减少而不是增加社会保险基金。不少专家指出，按照布什的计划，社会保险基金必将破产得更快，不仅需要付出巨额费用来设立私人基金，而且收入来源也大为缩水。
这一明显的事实反映出布什政府改革社会保险制度的真正用心：要减少国家干预并同时扩大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这是美国共和党全部经济计划的核心内容。
支持这项计划的人指出，从长期投资的角度看，私人投资的回报远远大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百分之二。让年轻的人自己投资，将大大增加他们退休后的收入。
反对这项计划的人则说，低收入者很难承担市场风险。一旦市场投资出了问题，他们在老年之后将陷入永久的贫穷状态。他们还指出，尽管私人投资回报总的来说要更高，但是并不平均。高收入者通常也有能力得到高回报，而低收入者却经常在投资市场上失利。只有国家控制的社会保险制度才能够给予他们以基本保障。
营垒分明
在社会保险改革的问题上，共和、民主两党营垒分明。民主党人要维护罗斯福以来的传统，反对向社会保险制度开刀。其中，代表劳工阶级的工会组织的反对态度最为鲜明。在过去几个月里面，工会已经就此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站在布什政府和共和党人计划一面的，有相对富裕的阶层。大的投资公司和大银行在推动这一计划上尤其卖力，因为社会保险私人化将意味着投资收入的大规模增加。
预计在二零零六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共和、民主两党在社会保险改革计划上将会有更加激烈的辩论与斗争。

是谁在主宰生命

是谁在主宰生命
――美国关于生命权之争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植物人特丽·夏沃生死权的案件在美国再次引发了关于生命权争论的高潮。在法庭作出拔去夏沃进食管的决定之后，美国著名的宗教右翼领袖帕特•罗伯琛立即将该决定称为“以法律手段进行的谋杀”（judicial murder）。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汤姆•蒂莱指责说，这是一种“医疗恐怖主义行动”（act of medical terrorism）。美国各地都有由有宗教背景的团体出面组织的游行示威，宣称要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卫生命”。一时间，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
什么算是生命？谁有权主宰生命？这一争论所体现的宗教美国和世俗美国在生命权观念上的冲突在最近几十年里面不断地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左右着美国有关的立法与司法程序的进行。夏沃案件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插曲。
宗教观念之争
生命权的争论要回答的问题主要是：人的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谁有权来决定生命？是人类自己？还是上帝？政府在这中间又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是人类社会的代表？还是上帝的执行人？这一争论影响到各种重要的立法和社会政策的制定，包括妇女堕胎权、干细胞研究、死亡的权利等等。
关于安乐死，必须说明的是，美国人争论的“死亡的权利”和中国人说的那种让医生通过药物帮助病人死亡的“安乐死”并不是一回事。在美国，狗要是老了、病了可以让兽医实施安乐死，医生却不能对人施行安乐死。前些年密西根州有个主张安乐死的医生柯沃奇恩（Jack Kevorkian）教会一百多名绝症病人自杀，并且将一些人自杀的过程录象公之于众，结果被陪审团定下犯有二级谋杀罪，判处十至二十五年徒刑。如今他还在牢里。夏沃案件中争论的“死亡权利”是美国当今法律允许对绝症病人的“消极安乐死”，也就是撤除供应营养和水的食物管道，最终导致病人由于缺水而死亡。在这个过程中，法律仅仅允许医生提供消除病人痛苦的药物，而不得给予加速死亡的药物。
在不熟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人看来，这样宁可让人慢慢饿死而不许速死的立法几近愚蠢。但是，基督教教义上明文规定，人的生命是上帝赐予的，只有上帝才能收回。从这一教义出发，保守的基督徒认为人无权主宰自己的生死，任何人为干预生命的做法都违背了基督教精神。
至于什么算是干预生命，基督教内部也有不同的诠释。其中罗马天主教会属于最为保守的势力。天主教主张坚决禁止从避孕到自杀的任何干预生命的做法。当今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就认为，避孕违背了男女之间两性关系的自然法则，因此也违背了基督教的基本精神。
新教的教派众多，也没有一个统一思想的教皇，所以各种不同的教派对教义就有了不同的诠释。总体上说，新教各个教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逐渐认可了避孕，但是对堕胎的接受却非常缓慢。到现在为止，多数的教徒已经接受了妇女有权主宰自己的身体这一观念，但还有相当多的教会不赞同堕胎，最极端的宗教保守势力甚至指堕胎为谋杀。医生实施的安乐死基本上为美国的基督教会所拒绝。而对于消极的安乐死，正如夏沃案件反映出来的那样，还处在众说纷纭阶段。
虽然罗马教廷在观念上非常保守，但是天主教徒在传统上不像新教徒那样严格遵守教义，所以教廷的诠释在今天的社会上对教徒并没有多大约束力。新教，尤其是美国的新教教会则不然。有的教会比较自由，有的教会却非常严厉。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而加入不同的教会。这样，有同样保守倾向的教徒也就自然而然地聚集了在一起。其中最极端者，甚至不惜采取暴力手段来“保卫生命”。比如自从一九七三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妇女有堕胎权以来，已经发生了多起宗教右翼极端分子谋杀实行堕胎手术的医生、爆炸做堕胎手术的诊所的事件。这次的夏沃事件，虽然还没有出现暴力行动，但是暴力语言已经充斥在反对者之中。
社会政策之争
美国虽说是个世俗国家，但是基督教的观念却一直在社会政策的制定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的确，社会政策往往不过是大多数人价值观念的集合体现。那么，在美国这个基督徒占人口将近百分之八十五的美国，社会政策自然会反映出基督教价值观的影响。
虽然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基督徒在生命权的态度上有相当大的差距――总体来说，自由派更加倾向于个人有应该更多控制自己身体和生命的自由，而保守派则反对――，但是在社会政策上的主张却并非按照信仰一刀切，而是因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比如，最先指控堕胎为谋杀的，是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袖们。在二十世纪初年，当现代的避孕和堕胎手段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保守势力反对，正在萌芽状态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反对。美国女权运动的先锋伊丽莎白•斯坦顿就强烈谴责堕胎为“杀婴”，认为这是男权社会压迫妇女的又一种手段。直到今天，美国女权运动中还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反对堕胎的派别（Feminists for Life）。
在死亡权利的问题上，同样也有不少自由派人士尽管不相信人的生命应该由上帝来控制，但是出于保护个人自由的考虑而反对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安乐死。他们指出，如果允许安乐死，那些希望活下去的重症病人就有可能遭到无形的压力而不得不结束生命。
在夏沃案件中，坚决要保留女儿生命的夏沃的父母就意外地获得了来自黑人民权运动领袖杰西•杰克逊牧师的大力支持。与杰克逊持同样立场的，还有十位民主党籍的黑人国会议员。在绝大部分的社会政策问题上，这些黑人议员都与自由派站在一边，甚至属于激进的自由派。可是，黑人民权运动本身有着深厚的宗教背景，在某些特定的价值观念上他们更认同宗教的保守派。
司法之争
如果说民主党和自由派在处理夏沃案件时有人从自己的角度考虑而支持保守派的立场，那么共和党中也有人出于另外的考虑而反对保守派的主张。在众议院就介入夏沃案件投票时，有五名共和党人投下了反对票。其中，康涅狄格州的塞斯在投票结果出来之后气愤地对媒体说：“林肯的共和党已经变成神权政治的共和党了！”
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夏沃的进食管是否能够拔除，应该由法定监护人――这一案件中就是夏沃的丈夫――决定。即使夏沃父母上诉，最终裁决权应该在州法院。而共和党国会投票通过专门法案，将上诉权交到联邦法院，布什总统也专程从休假地赶回来签署该法案。本来司法机构应该完全独立，而国会如此介入司法程序的情况实属极为少见。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国会介入。而一些非宗教的政治保守人士对国会的做法也大为反感，认为此举从根本上违背了宪法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反应如此之大、立法与行政机构（国会和白宫）都出面干预的情况下，处理夏沃事件的地区与联邦各级法官丝毫不为所动，照样按法律判决。每位法官都接到了大量的死亡恐吓，法庭不得不对他们进行二十四小时的保护。在夏沃的进食管被拔除后不久，佛罗里达州长杰布•布什曾一度计划由州政府出面接管夏沃的监护权。州政府派出了州警前往夏沃的护理院，但是却被联邦巡回法院派出保护夏沃的警察给毫不留情地挡了回去。连替夏沃父母当发言人的一位保守组织的领袖兰多尔•特里也这样称赞坚守司法原则的佛罗里达巡回法院法官乔治•格利尔“比试图救下夏沃的布什州长更有勇气。”
大家留遗嘱
夏沃事件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在美国掀起了一个留遗嘱的高潮。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有一天也许不幸会由别人来决定，而自己则躺在病床上毫无办法。既然美国法律允许有主观意志的个人拒绝接受医疗，那么留下遗嘱就是在无法表达的情况下唯一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方式。
于是，一位民主党人在新订立的遗嘱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国会无权以任何立法来推翻我的遗嘱。”这也许不仅仅是气头上的话。国会中共和党的极右翼已经发了话：夏沃案件的立法仅仅是他们推动“生命立法”的开始。

从哈佛妇女的地位看美国学术界歧视女性的传统

从哈佛妇女的地位看美国学术界歧视女性的传统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四日

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因为不久前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说，由于天生的因素，男人在科学和数学研究方面比女人更加擅长。此言一出，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尽管萨默斯已经道歉，哈佛大学学院本部的教师在三月十五号就校长的言行举行了不记名信任投票。在投票之前，组织者估计大约只有百分之三十的教师会反对校长。可是投票结果却出人意料：二百一十八名教师投下了不信任票，一百八十五人反对。弃权人数只有十八位。这份通过的决议上说：“教员对洛伦斯·萨默斯的领导缺乏信任。”许多教授要求校长辞职。虽然投票结果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对萨默斯是一记重大的打击。根据在场的人说，投票结果公布时，萨默斯一下子用双手捂住嘴，表情先是惊讶，接着是失望。过后，面色苍白、神情憔悴的萨默斯在投票地点外面会见媒体。这位一贯能言快语的头面人物用几近麻木的声音喃喃地表示，他已经尽可能地倾听了大家的声音。
领头组织教师行动的教授之一，是社会学系的斯卡齐帕（Theda Skocpol）教授。这位女教授当面指着校长，严厉批评萨默斯的说法是“假借学术自由的名义”来表达歧视妇女的观念。斯卡齐帕教授是我在哈佛读书时期的导师。她本人在哈佛的经历，就反映了美国女性知识分子争取平等的艰难过程。
西达·斯卡齐帕一九七五年获得哈佛社会学的博士学位。一九七九年，她出版了一本题为《国家与社会革命：法国、俄国、中国革命的比较分析》的著作，马上就获得了两项学术大奖。后来，她又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一系列在社会学与政治学界有重要影响的文章与著作，成为美国学术界一颗耀眼的新星。按说，学术成就达到这一程度的学者，应该被各个大学争相聘请。然而，哈佛大学就是不肯将终身教授的职位给斯卡齐帕。（与美国绝大多数学校不一样的是，在哈佛只有正教授才有终身教职。）这位平日在人前相当腼腆的女学者一怒之下与哈佛对簿公堂，控告哈佛性别歧视。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哈佛输了官司，不得不将终身教授聘书给予了斯卡齐帕。从此以后，斯卡齐帕成为美国学术界中争取妇女平等地位的一个象征。
哈佛大学固然号称有自由主义的传统，但是在妇女平权上却远远走在不少学校，特别是西海岸的州立大学后面。作为美国第一所大学，哈佛在一八七九年就开始设立拉得克利夫女子学院，给妇女提供了少有的高等教育机会。到一九四三年，哈佛允许女子学院的女生到哈佛学院和男生一起上课，不过在二十年后才将同样的哈佛大学毕业文凭授给拉得克利夫的女生。这个男女平等教育的过程在哈佛整整进行了一百二十年。直到一九九九年，哈佛的本科教育才完全没有了男女生之分。可是哈佛许多女生仍然感到，学校的制度与传统在许多地方仍然于妇女不利。九十年代末，哈佛商学院入学新生中女生人数锐减百分之五。商学院进行了整整十个月的追踪调查，发现女生普遍抱怨教师和男生都将女生当作次等学生来对待。学院传统中的一些活动甚至对妇女有非常不尊敬的行为。相形之下，法学院和医学院的情况要好得多。女生人数也逐渐达到一半的比例。
在教授的男女平等问题上，哈佛的进程就更慢了。拉得克利夫学院在一九四七年聘请了第一位终身女教授。哈佛大学在一九五六年也有了第一位女教授，教的是公共卫生专业。女教授的数目增长非常之缓慢，最近几年还有下降的趋势。哈佛人对萨默斯的批评之一，就是在他四年的任期中，哈佛终身教授里面女性比例降低了一半，从原来的百分之二十六下降到百分之十三。同时，女教授们也面临各种不平等待遇。比如，一九七一年之前，女教授不能加入教授俱乐部，只能加入教授富人俱乐部，因此在进入教员俱乐部时必须有男性陪同。后来国会通过了一项专门法案，才禁止了大学校园里通行的明显的性别歧视。
女性不仅仅在人数方面占劣势，而且在学科方面也受到种种歧视。以社会科学界为例，女学者比较容易出头的领域，往往限于妇女研究，正如少数民族学者能够取得成功的领域也往往限于少数民族研究。这些都被学术界看作是“边缘性”的领域。而传统的学术领域中难得看见女学者。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中，女学者们经常被用各种明的或者暗的方式“分配”去从事“女性”的课题。像斯卡齐帕那样能够跻身于政治、社会结构这类“大题目”的女学者寥若晨星。
社会科学界尚且如此，自然科学界的情况就更加严重。整个哈佛大学自然科学界的女性正教授在二零零一年只有十二名。在收学生的时候，虽然明里不说，教授们都不愿意招女生，认为女生在科学上没有前途。有位物理系的女教授回忆起她当初在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来自教授的祝词：以后，你可以教你的孩子学物理了！
教授们的这种偏见背后的确有制度上的原因。萨默斯在失言之后试图自我解释，倒是说出了一段非常中肯的话：“像我们这类大学，本来就是男人来为教育男人设立的，”因此妇女进入这一机构中自然会遇到多重“公开的和隐蔽的障碍”。其中最为女学者所诟病的，是一流大学里面中青年教授平均每周八十小时的工作时间。聪明的脑袋还必须加上超常的工作量才能保证学术上的成就。女学者如果真想要和男同事“一决雄雌”，牺牲家庭或者推迟婚育则势在必然。
总的来说，美国的女权运动在进行了三十多年之后，妇女仍然必须为社会平等而斗争。哈佛商学院刚刚公布的一份调查表明，百分之四十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妇女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便会由于家庭的原因――或是养育儿女，或是照顾老人――而不得不辞去工作回家。一个哈佛学位的含金量有多少，大受性别的影响。这种情况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会继续下去。

好莱坞恩仇记

好莱坞恩仇记

二零零五年二月三十日

今年的奥斯卡的颁奖仪式由著名黑人脱口秀演员克里斯•若克主持。在这以前，媒体纷纷猜测，若克是否会趁机拿布什总统开涮。不少评论员认为，若克决不会放过这个天赐良机。果然，颁奖仪式开始不久，若克就说开了：“不要以为布什总统笨。他可是个天才。想想看，有哪个人工作几年，把接手时巨大的财政盈余变成巨大的财政亏空，还能够继续保住工作呢？”他沿着这个话题说下去，越说越高兴，博得了台下好莱坞众多巨星的满堂喝彩。
如果说美国有哪个行业最讨厌布什，恐怕非好莱坞莫属。不仅仅是布什，美国电影界与共和党特别是共和党右翼，关系几乎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好莱坞那些年收入以百万、千万计的电影明星、制片人、作家等，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坚定的民主党支持者。像梅尔•吉布森（《基督受难记》的导演与制片人）或者现任加州州长施瓦辛格那样的共和党人只是极少数。在上次大选中，来自好莱坞七百多万美元的捐款百分之八十五落到了民主党口袋里。
电影明星们给予民主党的支持远远不止金钱。他们巨大的公众影响力更是民主党重要的资源。去年的竞选中，大牌明星们纷纷出阵为民主党助选，很是热闹了一番。最积极参与的有本•阿弗莱克、莎朗•斯通、麦克尔•道格拉斯、巴巴拉•史翠珊等等一大批巨星。其中，《泰坦尼克号》和《飞行者》的男主角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在克里竞选的最后关头，放下事业，到各个摇摆州为民主党助选，还亲自出资位民主党拍摄广告片，在年轻人中间很是热闹了一番。
好莱坞支持民主党，显然不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正如利奥纳多说得那样：“如果出于经济利益，我当然应该支持共和党。布什的减税政策让我的钱包鼓胀了许多。我反对共和党，简直就是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但是，人总应该有金钱之外的考虑。”
除了认同自由主义的原则之外，好莱坞的支持民主党、反对共和党的政治倾向还有重要的历史渊源。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好莱坞就与共和党的右派结下了深仇大恨。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美国的电影界本来与政治关系不多，好莱坞的从业人员作为整体也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党派倾向。当然，演员、作家、艺术家们天生就更倾向于自由主义，这也在情理之中。
四十年代末的冷战为美国带来了令人胆战心惊的麦卡锡主义时代。美国的知识界、文化界、电影界突然面临着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乔•麦卡锡先是毫无根据地指控美国国务院中大批工作人员是“共产党间谍”，自称手上掌握着一个国务院中五十七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另外还有二百零六人“根本不应该被国务院雇佣。”在麦卡锡的煽动下，全美国出现了一个在各行各业中清洗“共产党间谍”的高潮。参议院的“国内安全委员会”和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不断召开类似于公开审讯的听证会，将那些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召去询问。那些与指控沾过边的人往往就此丢了工作。在各个大学里，教师们都被迫宣誓忠于国家。有一百五十多名大学教授因为拒绝进行宣誓而被解聘。
好莱坞是麦卡锡主义的重灾区。大批演员、作家、音乐家、制片人被列入麦卡锡的黑名单，其中包括无声电影时代的喜剧大师卓别林。卓别林原来是英国人，到好莱坞后一直没有加入美国籍，这就成了指控他的主要理由之一。卓别林忿忿地离开了好莱坞，到欧洲度过余生。
在这期间离开美国到欧洲或者拉丁美洲的还有大批上了黑名单的演员和作家。一个人只要上了这个名单，就会遭到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传讯与调查，而且不管是否有证据，通常没有人敢再雇用他们。许多年轻有为的作家和演员就此被断送了在电影界的前途。一时间，好莱坞内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也有人起来反抗。四十年代最红的男明星、主演《卡萨布兰卡》的汉弗莱•博加特就和好莱坞另外九位名人一起组织了一个名为“宪法第一修正案委员会”的组织，试图利用宪法赋予的公民自由来对抗政治迫害，结果在当时的大环境之下并没有产生太多作用。
更糟糕的是，好莱坞内部也出了一些卖友求荣之辈，其中最著名的是希腊裔话剧兼电影导演伊利亚•卡赞。卡赞自己倒真是在三十年代初短期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因为不满斯大林式的政治而脱离。由于有这段历史，卡赞很早便上了黑名单。在向非美活动委员会作证期间，卡赞揭发了不少好莱坞的同僚，造成了其中一些人被永远排挤出电影界。
卡赞的做法遭到好莱坞许多同行的不齿，其中就包括他的朋友、最近刚刚去世的剧作家阿瑟•米勒。米勒在一九四九年三十四岁的时候创作了《推销员之死》，从此奠定了他在美国戏剧界中永恒的地位。该剧上演五十多年，到今天依然还是经久不衰的保留剧目。而《推销员之死》的导演正是卡赞。而且在卡赞的引荐下，米勒认识了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好莱坞艳星马丽莲•梦露。两人关系不谓不深。
在麦卡锡主义开始横行之际，米勒有感而发，写下了另外一出名为《熔炉》（Crucible）的著名的戏剧。该剧以美国殖民地时期“消灭女巫”运动为背景，揭露了政治、宗教迫害的荒谬与残酷。
而卡赞在这同时却不断为虎作伥。一九五六年，他在作证时指控米勒参与过演艺界的共产党集会。此年，非美活动委员会将米勒叫去，让他提供其他参加集会者的姓名，被米勒拒绝。于是，他被指控并判定犯下了“藐视国会”的罪行。幸好，在经过上诉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在一九五八年推翻原判。
麦卡锡主义的迫害狂潮极大地挫折了好莱坞艺术家们的创造力。经过这场大风波之后，好莱坞从此成了共和党右翼的死敌。

美国如何成了浮动在汽车轮上的国家？

美国如何成了浮动在汽车轮上的国家？

二零零五年一月十八日

美国，这个号称是“浮动在汽车轮上的国家”，全国二亿八千万人口，拥有汽车两亿三千多万辆，消耗着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五的能源。除了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之外，汽车是生活中必备的工具。美国的城市设计、日常生活都围绕着汽车来进行。
说起来，美国汽车工业发展的过程，体现了美国这个国家独特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经济特点。了解这一过程，能够为我们提供一把解开美国经济发展之谜的钥匙。
（一）亨利•福特：汽车的平民主义
汽车诞生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现代交通工具个人化的产物。十九世纪是蒸汽机的世纪。陆地的火车和江海中的轮船开启了大规模快速交通工具的先河。在有火车之前，人类能够达到的速度非常有限。那时的人们甚至认为，人体无法忍受超过三十公里的速度，否则内脏就要受到损害，甚至造成死亡。火车的发展冲破了旧有的观念，速度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自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不少发明家就试图利用蒸汽机来制造个人交通工具。但是，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发明了内燃机，汽车的出现才成为可能。
但是有了汽车，不等于就有汽车工业。最早的汽车，是在机械小作坊里一辆一辆地分别制造出来的。每辆汽车都有自己的图纸设计，零部件也不统一。有钱的人家订购汽车，雇用司机来开车。当时分析汽车市场前途的人普遍认为，汽车市场将受到有能力雇用司机的家庭数目的限制。有这种能力的人数并不多，所以汽车市场也不太被看好。
亨利•福特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可以说，福特虽然没有发明汽车，但却发明了美国的汽车工业，给美国社会的面貌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
亨利•福特一八六三年七月三十日出生在如今的汽车城底特律附近一个殷实的农场主家庭。他从小就爱好摆弄机械。据说，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就能够修理几乎所有钟表。他没有兴趣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而是在十六岁那年到底特律去当了一名机械师学徒。数年之后，他开了一家锯木厂。一八九一年，福特到底特律的爱迪生电灯公司当工程师，两年之后成为主任工程师。当时汽车刚刚发明出来，一些机械爱好者开始在自己家里买零件装配汽车，福特也染上了这种爱好。他在自家工具房中装好第一辆车之后，却发现门太小，车没法开出去。只好找把斧子来将门劈开。
这第一辆汽车非常简陋，但却很实用。福特自己有机会就开着在外面行驶，停车时还得拿铁链子将汽车锁在树干上（就跟我们今天锁自行车一样），否则总有人想上来开一下，过过汽车瘾。福特于是认识到，有的是普通的平民愿意自己开车，汽车市场的潜力远远不止那些有钱人家。由此，他萌生了开创汽车工业的念头。在失败过两次之后，一九零三年，福特汽车厂正式开张。当时每天只能生产两、三辆车，那就是后来进入了美国千家万户的Ｔ型车的雏形。
福特将他的汽车生产锁定在两个基本目标上。首先，汽车的设计必须尽量简单，使普通人能够轻而易举地掌握。第二，价钱要尽可能降低，使得普通工薪阶层能够买得起。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福特在工厂中推行了下列几项革命性的做法。
零部件标准化。标准化运动开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机械工业。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在康涅狄格州的枪械工业中开始了标准化运动，将所有零部件都用统一的标准来制造。枪支损坏无需整个报废，只要更换被损坏的个别零部件就行。这一做法，对南北战争中的北军武器装备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一九一零年，福特将这一做法带入汽车工业，汽车从此由作坊式改为工厂式生产。
生产装配流水线。这是福特本人的发明。此前，生产过程中汽车部件不动，工人需要走动，这样就浪费了不少时间。福特一次在参观芝加哥的肉类屠宰场时，发现那里流动的是被宰杀的牲畜，工人站着原地不动工作，效率高了不少。他回到自己的工厂里也如法炮制，从此开创了现代工业中的流水线作业。
单一车型。福特认为，降低成本的重要诀窍，就是反复生产同样的产品。第一辆Ｔ型车的售价超过了八百美元，等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多的工资。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大，成本和售价也不断下跌。到一九一四年末，每装配一辆Ｔ型车的工时减少到了仅仅一点五个小时。在生产到一百万辆的时候，售价已经下跌到三百四十五美元。
（二）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结合：社会结构的变化
虽然汽车售价越来越便宜，三百六十美元仍然等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大约半年的工资。福特厂里的工人，平均工资为两块五美元一天。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人口还不多，土地广袤，机会众多。因此，福特厂里的工人辞工现象也非常频繁，使工厂极为头疼。面对这种情况，福特在一九一四年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一夜之间将工人的工资提高一倍，从两块五变为五块。同时，工作日也规定为八个小时。（与欧洲相比，当时的五美元等于英国一个产业工人一星期的平均工资。）
决定一宣布，工人们欢呼雀跃，福特汽车厂立即成为在美国最受工人欢迎的雇主。同时，福特的决定引起了所有工厂主的高声抗议。在他们看来，福特这种做法简直在拆所有雇主的台。当时流行的观念是，利润来自于不断压低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提高工资岂非等于牺牲利润？
从表面看来，福特这个决定要直接解决的问题是辞工现象。但是，福特还另外有更深的、可以说是宏观经济学层面的考虑。他认识到，迄今为止，他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在当时的工资条件下，他的工人根本没有能力购买汽车。在卖出了近百万辆Ｔ型私人汽车之后，现有的消费市场再次开始饱和。福特看到，只有让生产者同时成为消费者，才能进一步开拓市场。因此，他需要自己的工人都能够开上福特生产的汽车。而如果他的做法能够导致工人工资普遍上升的话，整个汽车消费市场的前途则不可限量。
果然，在提高工资之后，福特的工人只要工作大约七十个工作日，就能买得起一辆汽车。（今天美国产业工人需要购买一辆最低档的新车，也需要三至四个月的税前工资。）不过，福特的做法遭到了汽车业同行的抵制。只是在二、三十年代工会运动广泛兴起，低工资的工厂面临着工人大规模罢工的威胁，象通用汽车等大厂家才被迫仿效了福特的做法。直到今天，美国汽车工业中的工人收入仍然高于多数工业，而美国汽车工会也仍然是最强大的工会之一。
在工人工资日渐提高的情况下，小轿车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到一九一八年，在福特汽车经营十五年之际，Ｔ型车占领了美国一半的轿车市场。在进入二十年代之际，美国的轿车年产已经超过了二百三十万辆。（仅次于美国的是法国，年产四万辆。）福特在北美市场的份额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一。
（三）通用汽车的战略：从市场引导到引导市场
但是，到二十年代中叶，福特的垄断地位却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在一九二四年，Ｔ型车已经生产了二百多万辆，价格也很快下降到二百六十美元。Ｔ型车坚固耐用，车型自从一九零八年以来没有多少变化，而且统统都是黑色。当时有人问福特说，如果有客户想要一辆红色的汽车怎么办。福特回答说：客户想要什么颜色都可以照办，只要这颜色是黑色就行。也就是说，消费者的经济收入、文化素养、个人喜好等等，都不在福特工厂的考虑之内。
在消费需求超过生产能力的时候，福特在Ｔ型车上采用的这种策略还行得通。到生产能力远远超过消费需求的时候，福特的产品就出了麻烦。人们买了一辆车之后，开了十多年仍然运转良好，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再去买第二辆一模一样的车子。在福特提高了工人工资的十年之后，轿车市场再次面临饱和。
远远落在福特公司后面的通用汽车公司看到了这个机会，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通用汽车公司有着和福特公司不一样的历史。它不是由一家公司发展壮大起来，而是多家公司合并的结果。一九二三年，通用汽车公司新任命了一位总裁阿尔弗德•斯隆。（见图四）
斯隆原来自己拥有一家小汽车公司。该公司因为经营有方，利润丰厚。一九一六年，通用汽车公司以一千三百五十万美元收购了斯隆的公司。斯隆虽然富有，但却依旧雄心勃勃。在担任通用的总裁之后，针对汽车市场的情况，斯隆在二四年提出了“不同的钱包、不同的目标、不同的车型”（A car for every purse and purpose）的方针。据说，斯隆是从妇女时装上得到的灵感。他发现，妇女们往往是在根本不需要的情况下依然拼命赶新潮去买新衣服。穿着成了她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个人文化素养的象征。斯隆指出，汽车生产厂家必须像时装业一样，让汽车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这样，人们才会有购买更新更好的汽车的需求。从里到外一模一样一成不变的福特Ｔ型车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
根据斯隆的原则，通用汽车发展出了几项措施，这些措施对美国乃至世界汽车市场的影响持续到今天。
首先，通用汽车公司根据汽车的价格与用途发展出了不同的车型。有为收入较低的阶层生产的雪佛莱，有为中产阶级生产的别克，也有为富豪生产的凯迪拉克。在许多年中，凯迪拉克轿车在美国都是成功的象征。
其次，通用公司的每种车型每年都会推出当年的新型号。一九三零年的别克一定与一九二九年的有所区别，哪怕区别很小。每隔几年，车身形状也会随着潮流而有所改变。
当然，通用公司同时会做大量的广告，让这些车的形象进入千家万户。这样，当人们看到一辆汽车时，马上就能够大致判断这是哪一年的车，车主人大概是个什么身份，经济收入如何。在经济繁荣的二十年代，凯迪拉克是有钱人的抢手货，一九二九年经济危机一到，凯迪拉克在三十年代初便一度滞销。
通用汽车还在购买方式上引进了一系列变化。最主要的是买车的贷款以及折旧制度。通用汽车成立了自己的贷款公司。不想用现款买车的顾客在车行里面就能够得到通用公司优惠的贷款服务。在两三年之内，贷款就成了三分之二汽车顾客的付款方式。顾客还可以将旧车交给车行，通用折价买下。为了刺激新车市场，大批旧车被销毁。从一九二七至一九三零年，仅仅是通用汽车公司旗下的雪佛莱一家就买下并销毁了六十五万辆旧车。
通用汽车公司这些革命性的做法，将墨守成规的福特Ｔ型车打了个措手不及。忽然之间，人们争相购买通用的汽车。福特的Ｔ型车将价格下降到二百美元依然卖不出去。许多人宁可买一辆价格四百美元的雪佛莱。一九二七年，福特公司终于让Ｔ型车寿终正寝。自一九零八年开始，福特一共生产了一千五百四十五万八千七百八十一辆Ｔ型轿车。雪佛莱自此取代了Ｔ型车成为最畅销的轿车，通用汽车公司也就此取代了福特，成为美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商。
到二十年代末期，美国人总共拥有两千六百七十万辆汽车，有车的家庭接近百分之六十。汽车工业成为美国第一大工业，汽车也从此成了美国生活方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华盛顿官场的夫人们

华盛顿官场的夫人们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世界上的人大都知道，当今美国政府内部真正精通国内国际事务的不是总统布什，而是副总统迪克•钱尼。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钱尼的“另一半”――副总统夫人林尼•钱尼（Lynne Cheney）却是一个能够与丈夫一较高下的厉害角色。不久前，林尼•钱尼出版了她的第七本书，题目是《华盛顿跨越特拉华河：冬天里向年轻的爱国者们讲述的故事》（When Washington Crossed the Delaware : A Wintertime Story for Young Patriots）。副总统夫人为什么要写这一本给孩子看的历史书呢？这里面牵涉到了深刻的政治因素，同时也体现了林尼•钱尼在整个共和党保守的社会运动中的地位。
共和党女将
林尼•文森特一九四一年出生于怀俄明州，与迪克•钱尼是中学的同学。中学时代的林尼不仅相貌漂亮，而且在学校里成绩拔尖，让学校的橄榄球队队长迪克爱慕不已，但成绩不怎么样的迪克却总觉得自惭形秽。林尼在中学毕业后上了科罗拉多学院，之后又在科罗拉多大学拿了个硕士学位，最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得到了博士学位，专攻十九世纪英国文学。至于迪克，在中学最后两年拼命努力，赢得了耶鲁大学的奖学金，却在第二年因为学习成绩太差而不得不中途缀学，两年之后才重新进入怀俄明大学去攻读本科和硕士学位。林尼和迪克在一九六四年结婚，生下了两个女儿。
一九六九年，刚刚到尼克松政府里任职的众议员拉姆斯菲尔德（就是现任国防部长）看中了年轻的迪克•钱尼，任命他担任自己的特别助理，由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接替尼克松的福特重用拉姆斯菲尔德，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防部长。同时，三十四岁的钱尼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白宫白宫厅主任之一。丈夫在政治上春风得意的同时，林尼•钱尼也完成了她的学业，开始了著书立说的学术生涯。这些年里，她一共写了七本书和大量的文章，主要都与历史和历史教育有关系。一九八六年，里根总统任命她担任了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的主席。这个基金会每年有数以亿计的人文基金，对美国文化与社会的发展趋势起着重要的操控作用。林尼•钱尼在这个位子上一直呆到一九九三年克林顿上台。
作为政治上的保守派，林尼•钱尼在任期间和卸任以后，致力于在美国学校的历史教育中坚持传统的历史观。她常常在文章和讲话中严厉地抨击自由派历史学所推行的那套在世界历史教育中强调非西方文化、在美国历史教育中强调印第安文化传统以及少数民族和妇女的历史贡献的做法。这使她在当今的美国教育方针政策的形成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她最近出版的这本儿童历史著作，目的正是要通过讲述美国国父华盛顿的故事来恢复“正统”的历史教育。
虽说女性选民比较倾向于民主党，但是共和党里面的女将也不在少数。其中身兼夫人与政治领袖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克林顿一九九六年的竞选对手、共和党参院多数党领袖鲍勃•多尔的夫人伊丽莎白•多尔。其实，按照现在的政治势力和影响来排行，原来的“鲍勃•多尔夫妇”现在应该改成“伊丽莎白•多尔夫妇”了。
出生在北卡罗莱纳州的伊丽莎白•翰佛德本来是位民主党人。她在杜克大学本科毕业后进入哈佛法学院，一九六五年毕业获得律师资格，随后进入约翰逊政府工作。尼克松政府上台之后，作为民主党人的伊丽莎白继续留在共和党政府中，主持一些有关消费者权益的项目。一九七五年，在担任联邦贸易专员期间，伊丽莎白与来自堪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多尔（小名鲍勃）结婚，同时将政治身份由民主党改为共和党，从此在历届共和党政府里平地青云。她在里根政府中担任过交通部长，在老布什政府中担任过劳工部长。一九九零年，伊丽莎白•多尔被任命为美国红十字会主席。
一九九六年，共和党参院领袖多尔决定竞选总统。多尔风格沉稳平实，却少了点个人魅力。不少人看着陪同丈夫助选的风采耀人的伊丽莎白，私下免不了要说，妻子看上去要比当丈夫的更合格去搞竞选。果然，到一九九九年，精疲力尽的鲍勃•多尔无意再去问鼎白宫，伊丽莎白却毅然辞去红十字会的工作，与德克萨斯州州长小布什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虽然没有成功，但却以脱口秀式的平易近人的讲话风格折服了大批选民。在二零零二年的中期选举中，她将目标转向本州的联邦参议院席位，果然势如破竹，成了来自保守的北卡罗莱纳州的第一位女参议员。不少人预计，伊丽莎白的政治前途绝对不会到此为止。没准到二零零八年总统竞选时，共和、民主两党各自会推出一位女将，世人将看到伊丽莎白•多尔与希拉莉•克林顿之间一场精彩的角逐。
第一夫人
说到民主党内的女将，自然首推白宫前女主人希拉莉。当布什夫妇在二零零一年入主白宫、克林顿总统离任、第一夫人希拉莉•罗德姆•克林顿成为纽约州新任参议员的时候，美国妇女界的活跃人士之中一片窃窃私语。“这下可好，白宫女主人倒退了一个时代。”
的确，希拉莉•克林顿自从大学时代开始就是校园里民权、反战运动的活跃分子。她在耶鲁法学院的同学对我回忆说，当年的希拉莉热诚、爽朗、干练，在校园里颇得男生的青睐。我的这位朋友当年曾经暗暗地喜欢过她，“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嫁给克林顿那个家伙，”老兄在事隔三十多年后还感慨不已。据说，克林顿夫妇当年的耶鲁同学普遍认为，希拉莉嫁给克林顿绝对是吃了亏。后来希拉莉在美国法律界名列律师百强。丈夫当总统后只好回家当主妇，哪怕这家是安在白宫，实在不能说是公平合算。
相形之下，劳拉•布什对政治、公众事业、职业、男女平权等等问题毫无兴趣。尽管当初也拿了个图书馆学的硕士学位，但工作不过是婚姻的台阶。一结婚，劳拉马上辞去了工作，与布什家族所有的妇女一样，在家里相夫教子，除了偶尔随大流去参加点有钱人的募捐聚会之外，根本不过问公共事业。
克林顿在竞选的时候，身旁的希拉莉为他争得了大批职业妇女的选票。职业妇女们觉得，愿意娶一位女强人为妻的男人一定会重视妇女权利。保守人士质疑希拉莉是否有可能越权，克林顿一句玩笑话就把这些人挡了回去。“有希拉莉和我一起在白宫，美国纳税人可得了便宜，因为这等于买一送一。”
布什在竞选的时候，劳拉跟在后面亦步亦趋，除了客套话之外，难得对外界开口。一脸笑容加上身边两个宝贝女儿，一副完整的贤妻良母形象，获得了保守地区人民的爱戴，但是却被刻薄的自由派娱乐脱口秀主持人称作“第一机器人”。
在进驻白宫之后，两位第一夫人马上显示出了自己的风格。有名牌律师身份的希拉莉毫不犹豫就承担起了最困难的医疗保险改革工作，果然不负“买一送一”的诺言；而劳拉却热衷于当白宫的主妇，偶尔出来摆摆样子号召孩子们多读书。但是根据几位曾经到过布什在得克萨斯的家做客的人回忆，他们在布什家里根本找不到多少书籍的踪影。
就连在名字的选择上也显示出了两位第一夫人的巨大差别。希拉莉在结婚之后一直不肯从夫姓，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名字“希拉莉•罗德姆”，到克林顿竞选总统之前，为了不要太违背习俗，才勉强在希拉莉•罗德姆之后冠上了丈夫的名字。幽默的克林顿曾经对妇女选民声称：“我有一位参加工作的祖母，抚养我的是一位单身母亲，在我的家庭里，妻子挣钱总是比丈夫多。”就凭这一番话，他赢得了绝大多数职业妇女选民的欢心。劳拉却严格遵守传统的做法，在结婚第一天就抛掉了娘家的姓氏改从夫姓。从那以后，她在公众场合就不再是劳拉·沃尔什，而是成了“乔治·沃克·布什夫人”。 难怪人们会说，两位第一夫人尽管年龄相仿，在生活道路上的选择却是南辕北辙。
这两位第一夫人之间的差别显示的是美国传统女性与现代女性、家庭妇女与职业妇女之间的根本差别。劳拉体现的是五十年代沿袭下来的美国妇女的风貌，而希拉莉则代表了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职业妇女。
在对华盛顿官场有点近距离的观察之前，受到好莱坞电影中官太太形象的影响，我总觉得官场或者上层社会里面的妇女恐怕多数都带点交际花的味道――虽然有一定的文化教育，善于言词社交，热衷权力，身材相貌都保养得很好，但是离开丈夫在经济上就无法独立。掰着指头数一数，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夫人里面，不算家庭财产在内，具有高学位、高地位、高经济收入、在结婚后仍旧长期坚持工作、真正经济上从来都能够独立自主甚至有权宣称自己是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的，也就是希拉莉一人。
不过，别看希拉莉在美国第一夫人中那么形只影单，她可代表了美国整整一代的职业妇女。自从从七年前搬到华盛顿以后，通过与这里政治、商业、法律、新闻等各界人士的交往，对他们作近距离观察，我逐渐发现，是希拉莉而不是劳拉才代表了当今华盛顿官场夫人的典型形象。华盛顿的要人中间有不少像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或者候任国务卿赖斯那样凭自己能力闯进政治高层的女性，而男性达官贵人的妻子们多数都是些经济上能自主、政治上有己见、事业上有成就的职业妇女。也就是说，当今华盛顿甚至整个美国的政治上层已经不再是一个完全由男性主导的社会集团了。
夫唱妇不随
希拉莉•克林顿、林尼•钱尼、伊丽莎白•多尔这几位政坛巾帼虽说在公众生活里锋芒毕露，但是她们与自己的丈夫在政治观点立场上总还算是“夫唱妇随”，没有太尖锐的冲突。但是，华盛顿官场的夫妇之间政见相左的却也不在少数，而且有趣的是，他们的的家庭生活似乎依旧乐融融。看来，家庭内的同床并不妨碍他们政治上的异梦。而朋友之间跨党派的友谊就更加司空见惯。
接替赖斯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斯蒂芬•哈德利原来是华盛顿某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在政治上一贯以保守著称，在国际事务上立场强硬，与副总统钱尼关系尤其密切。然而，他的夫人――首都华盛顿特区的一名资深检察官――却是个自由派的民主党人。不仅如此，在夫人的影响下，他们家两位千金都倾向于民主党。在斯坦福读书的大女儿还积极地参加了当地民主党的竞选活动。虽然此公在外面叱咤风云，回到家里在三个女人的围攻之下也只好忍气吞声。二零零四年民主党丢了总统大选，当父亲的不管多么高兴，在家中也只能三缄其口。
华盛顿政治圈子中间最著名的对头夫妇，自然要数詹姆斯•卡维尔和玛丽•马塔琳。律师出身的卡维尔是民主党内著名的政治竞选策划人。自从八十年代以来，在他的指挥下，好几位民主党的议会和州长竞选人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转败为胜。一九九二年，知名度甚低的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决定竞选总统，起用了卡维尔来组织竞选。争取连任的共和党总统老布什刚刚打赢了一场海湾战争，人气甚旺。卡维尔却将目标集中在当时的经济不景气上，一举击中了布什政府的软肋。“傻瓜，经济才是关键！”（It’s the economy, stupid!）那句著名的竞选口号，据说就是他的发明。可以说，克林顿当上总统，卡维尔是头号功臣。
对于卡维尔来说更幸运的是，除了政治鸿星高照之外，同时还碰到了桃花运，使得他成了克林顿之外竞选运动中最大的赢家。在九二年总统角逐期间，还是单身汉的卡维尔遇到了老布什竞选班子中负责政治事务的律师玛丽•马塔琳。这两人同样是有名的铁嘴钢牙，同样精明强干，但是却属于完全不同的政治阵营。卡维尔是从里到外的民主党自由派，马塔琳却是从头到脚的共和党保守派。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两人却一见钟情。竞选尘埃刚刚落定，两人立即结为连理，成了终日恶斗的华盛顿政坛中少有的佳话。结婚后，两人也没有因为对方而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卡维尔照旧为民主党出谋划策，而马塔琳也依然在共和党要人处进进出出，还曾经给小布什当过助手，也给副总统钱尼担任过顾问。夫妇俩在家里相互卿卿我我，到了电视上却彼此唇枪舌剑。两人还共同写了一本畅销书，说的自然就是他们如何协调爱情与政治活动。看来，在今天这个时代，人们之间道不行无需乘桴桴于海，甚至连结婚过日子也不会耽误。
聪明就是性感
华盛顿官场中这类“两强并立”式的夫妇日益增多，和美国社会发展的整个趋势是一致的。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婴儿潮一代的美国妇女的社会角色和地位有了实质性的根本变化。妇女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参加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在各个行业，包括传统上由男人把持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等领域里，日益出现了妇女的身影。统计表明，自一九七零年以后，美国大城市中双方均受过高等教育并各自从事专业工作的夫妻增加了大约一倍。特别是经过六十年代女权运动之后，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意识更加普遍。当年参加过民权与妇女运动的女性已经步入中年。许多人不但事业有成，而且在政治上有能力与男性一见高低。如今在美国五十个州里面，目前有十个州的州长是女性。其中六位是民主党，四位共和党。所以，这些州里就出现了“第一先生”。在国会中，女议员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本届国会中，已经有六十三名女性众议员，十四位女性参议员。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白宫出女总统和她的“第一先生”的日子已经在望。女人只有通过窄窄的一道当“夫人”的门缝才能够影响政治的日子，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
更加令现代职业妇女感到欣慰的是，在六、七十年代妇女地位提高的同时，婴儿潮一代的美国男性对女性的审美观以及对生活中女性伴侣的要求也有了重要的改变。六十年代女权运动中“聪明就是性感”（Smart is sexy）的口号，在那些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里面深入人心。聪明能干、社会责任感强、在学校里面喜欢出头露面的出色女生更能够得到男生的青睐。这样的女性，尤其是像希拉莉•克林顿、林尼•钱尼这些在名牌大学中受过最好教育的女性，也就顺理成章地吸引了后来成为政治领袖的出色男生的瞩目。女权主义运动开展了三十年后的华盛顿官场中出现的一对对彼此之间高下难分的“强人”夫妻，许多就是当年的大学同窗。美国最高法院两位女大法官之一的露丝•金斯伯格对此非常感慨。她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以自己的个人经历来证明说，这是六十年代与过去相比的一大进步。露丝出生于一九三三年，五十年代初期进入康乃尔大学学习。在学校中，十七岁的她遇见了年长一岁的马丁•金斯伯格，两人一见钟情。露丝•金斯伯格后来回忆说：“马丁是唯一在乎我是否有思想的人。在那个年代里这是非常少有的。”这位后来在哈佛和哥伦比亚法学院受过教育并且在班上夺得第一的女大法官毕业后没有一个法律事务所肯雇用她，连她在大学里的教授也认为这个女生之所以读法学院，只不过是为了在家里能够听懂当律师的丈夫在说什么。最后她只好到大学里去教书。为了保住大学里的教职，金斯伯格在怀孕期间尽可能穿上肥大的衣服，否则被学校发现就有可能遭到解雇。在宣誓就任大法官的仪式上，金斯伯格动情地说到时代的变化：“在这个年代里，妇女也能够有所追求，也能够获得成功。女儿和儿子一样受到珍爱。”
事实上，在最近的这几十年里，聪明能干的女人越来越和美丽贤惠的女人一样受到男性的珍爱。而在政界里面，即使是在功成名就之后，单身男士也倾向于寻求“女强人”而不是“小鸟依人”、唯唯诺诺的年轻女性为伴侣。伊丽莎白和鲍勃•多尔的婚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许多时候，对智力上平等的伴侣的追求甚至跨越了一些看上去难以越过的种族、文化、政治界限。现任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鹰派代表人物。这位离过婚的纽约犹太人爱上了一位在世界银行负责北非妇女事务的埃及穆斯林妇女。他的这位女朋友并不年轻，也说不上漂亮，但却特立独行，极其有主见，让沃尔福威茨从心里佩服。
最后话要说回来，哪怕是在华盛顿的政界里，男性传统上注重外表与年龄的择偶标准并没有完全消失。不过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那些成功的职业妇女在外貌上似乎也越来越漂亮。人们都注意到，如今的希拉莉比十二年前更加风采照人。其他一些在各界中出人头地的女人也同样如此。她们虽然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但一个个照旧穿红着绿，神采飞扬，自信心十足，年龄的增长似乎只能给她们带来更多的光彩。倒是不少丈夫们虽然与妻子年龄相仿，可秃了头再加上挺着肚子，或者是像最近的克林顿一样脸上皱纹重重，已经显出了老态。也许，事业和成就才是女人最见效的美容妙方？

圣诞节的政治、宗教、历史

圣诞节的政治、宗教、历史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每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圣诞节到来之前的一个月，整个美国都充满了节日喜庆的气氛。多数的人家都会在门口或者客厅里立起一棵圣诞树，大人孩子一起往树上挂各种各样的小饰物，在点上五颜六色的彩灯，煞是好看。碰上一些院子大、孩子多、或者大人有此豪兴的人家，就会在前后院里摆出各种圣诞节的故事模型，从圣婴诞生到圣诞老人架着鹿车去给孩子们送礼物，引来邻居孩子们的羡慕，往往又去催促自己的家长作出类似举动，攀比着弄出更多的圣诞花样。
正如圣诞歌曲中唱的那样：“这是个欢乐的季节”，在圣诞期间，多数人也很有理由欢乐。大多数的公司在这个期间都会给雇员发年终奖金，利润高的公司里普通雇员有时能够拿到几千甚至上万的奖金，再不济的老板也会给个一、两百块，图个圣诞节快乐的意思。也有不肯发奖金的吝啬老板，或者发不起奖金的穷公司，背后不免遭到雇员的指指戳戳。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多数美国人喜气洋洋地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全国各地都有人在发动反圣诞节的运动。这些人不是来自极左派，就是来自极右派。他们反对圣诞节的意识形态出发点并不一样，但最后却殊途同归，成为喜庆大合唱中一股不协调的声音。
有趣的是，极左派和极右派的矛头指向，都是圣诞节的消费文化。崇奉马克思主义的左派指责说，圣诞节是工业界和零售商资本家的阴谋，目的在于扩大消费市场；笃信基督教的右派则宣称，美国人的圣诞节购物习惯亵渎了圣诞节原来的意义，将一个宗教节日世俗化了。
这些指控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的确，圣诞节购物不仅是美国人的消费习惯，更是美国零售业的主要支柱。美国零售业百分之七十五的利润，依靠的就是圣诞购物。所谓“圣诞购物季节”开始于感恩节（十一月最后一个星期四）的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感恩节有两天公众假日，于是在星期五这天，平日到九点才开张的各大商店都纷纷提前到七点甚至六点半就开门。各家各户的大人孩子统统清早起来到商场去，排长队大包小包地买东西。平时冷冷清清的商店到这天人山人海，许多铺子全年中靠这一天就扭亏为盈了。于是，这天被零售业戏称为“黑色星期五”――账面上红色的亏损赤字就此转为黑色的盈利数字。就此以后，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生意如果能够越做越红火，商家也就迎来了自己的圣诞快乐。
一般的反圣诞节运动只是在互联网或者大街上吵吵闹闹，以维护《宪法》人权为使命的著名自由派民间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ＡＣＬＵ）却实实在在地将圣诞老人拉上法庭成了被告。原来，美国宪法一开始就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那么基督教的圣诞节按说就不应该进入公众生活的领域。所以，在该联盟看来，一切靠纳税人的钱来支持的公共机构，包括各级政府和公立学校，都不应该组织具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圣诞庆祝活动。每年圣诞节前，ＡＣＬＵ都会在全国各地选择一些在他们看来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将事主拉上法庭。比如在去年，ＡＣＬＵ看到罗德岛州某小镇的镇政府在自己的办公大楼面前陈列了耶稣基督诞生的场面，于是将镇政府告上了法庭，指控该镇政府违背了《宪法》，利用公共场所来宣传基督教。镇政府别无选择，只好上法庭应战。双方的律师将案件打到联邦法院，法官最后在今年十一月判决说，镇政府已经在展览旁边树起了一个声明，表示陈列这一场面的目的是历史教育，与宗教无关。因此，镇政府有权继续该展览。但是，在另外一个州的另外一个小镇上，镇政府在类似的展览上却挂出了“上帝最耀眼的荣光”字样的标语，遭到ＡＣＬＵ的控告。在法庭的命令之下，该展览只好草草收场。
目前，ＡＣＬＵ反圣诞运动的主要目标集中在公立学校。毕竟，美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自称是基督徒，而大多数的公立学校在圣诞期间都有一些庆祝活动，比如组织学生圣诞歌曲合唱团，开圣诞晚会，给学生以基督教的圣诞历史教育，等等。在过去判处的几个案子中，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判决，公立学校中不得存在任何推崇某种宗教的活动。在圣诞庆祝中，只有那些已经成为“世俗庆典”的活动才能够在公立学校中进行。至于像十字架一类的宗教象征，只能用来作教育用途。一些没弄清楚法律而将“上帝”、“圣主”、“基督荣光”一类字眼加入庆典活动中的学校，就有可能成为ＡＣＬＵ的被告。今年ＡＣＬＵ已经在一些地方提出了诉讼，指控一些公立学校组织学生唱充满宗教意味的圣诞节歌曲。别小看ＡＣＬＵ，这个组织可有七百名专门监督违反宪法的宗教活动的义务律师。
除了上述的民间团体之外，坚决不肯过圣诞节的，还有虽然人口只有六百多万但政治经济势力非常强大的犹太人，以及人数也在六百多万但增加相当快的伊斯兰教徒。所以，在圣诞期间如果弄不清对方的种族与宗教身份的话，最好别说“圣诞快乐”，而是说“节日愉快”，否则很有可能会得罪哪位虔诚的犹太教徒或者穆斯林。因此，精明的政客，特别是那些选区内有大量少数民族的国会议员，在圣诞节前寄出的大批圣诞卡上写的都是“节日祝贺”而不是“圣诞快乐”，为的就是不要丢掉少数民族的选票。
白宫主人在这期间更得小心翼翼。美国的历届总统都是基督徒。除了天主教徒肯尼迪之外，所有总统都属于基督教新教中的某一教派。十二月初，白宫门前会竖起一棵高大的、布满了各种装饰物品的圣诞树，旁边围绕着代表各个州的小圣诞树，终日播放着圣诞音乐，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
圣诞树象征着美国的主流基督教文化。但是当总统的都知道，千万不能忽略非基督教的各大宗教，尤其是不能得罪犹太教徒。要知道，来自犹太人的捐款是无论哪个政党都不得小视的重要财源。在圣诞节之前个把礼拜，犹太人会在整整八天之中庆祝他们一年中最大的节日之一光明节（Ｈａｎｕｋｋａｈ），纪念公元前一六五年犹太人对希腊化的叙利亚人战争的胜利。犹太人光明节的蜡烛有九个灯头，是犹太教和犹太民族文化的重要象征。因此，在立起圣诞树的前后，白宫门前也会竖起象征犹太光明节的巨大的蜡烛灯，以示对犹太文化的尊重。
相形之下，来自亚洲的移民相对比较好说话。虽然各个亚裔民族都要分别庆祝自己的传统节日，但是通常也会加入基督教的圣诞节庆典，在平安夜到教堂去欣赏圣诞歌曲。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无论是否基督徒，都会毫不犹豫地借这个节日机会探亲访友，亲友之间开个宴席聚会大吃一场。这个宗教节日就这样被世俗化地度过了。
虽然圣诞节如今是基督教最大的节日，但是它却有着世俗的起源。将节庆日放在冬季最清闲的日子本来是古代农业民族传统上的习惯。远在耶稣基督出生之前，希腊人、罗马人在这个期间都有例行的节庆活动。圣诞庆祝的传统直接来源于欧洲北部的挪威人。在基督教盛行之前，寒冷地带的挪威人每年都会在十二月二四一日也就是农历冬至这天开始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一月初。冬至是一年里面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日子。从那以后，白天就会越来越长。在庆典期间，古代的挪威人会家家户户点燃一大截常绿树的树干。他们相信，树干燃烧期间每爆出的一朵火花，就代表将要在第二年出生的一头小牛或猪崽。这烧树干的习俗传到了德国，就演变成了圣诞树。在十六世纪，圣诞树正式成为德国人庆祝基督教节日的一部分。德国移民将这一习惯带到美国，于是十八世纪中叶在宾夕法尼亚州出现了美国的第一批圣诞树。到十九世纪中叶，德国王子阿尔伯特和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结婚，又将这一德国习俗带到了英国。女王阖家老少围在圣诞树旁的画面在报纸上登出，正式将圣诞节与圣诞树的传统引入了英国。英国当时正处于工业革命的繁荣时期，商人们很快就抓住了圣诞节这个机会来进行商业推销。圣诞节与购物开始被联系起来。与此同时，英国的邮政事业也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正规化，邮寄圣诞卡也就时兴了起来。
由清教徒为主的宗教难民建立起来的美国曾经长期抵制圣诞节。十七世纪到来的清教徒移民将圣诞节作为神圣的宗教节日，认为一切带有享乐性质的行为都违背了基督教传统。马萨诸塞殖民地的第二任总督亲自写下檄文，将唱圣诞歌曲、装饰圣诞树、大吃大喝等等庆祝活动都归列为“亵渎圣诞”。一六五九年，该殖民地正式立法，将参加教堂弥撒之外的所有圣诞活动均列为非法，违反者要罚款。一直到了将近二百年之后，当德国和爱尔兰移民大量涌入马萨诸塞州，这条法律才被废除。也就在这前后，维多利亚英国的风气传入了美国东海岸，在一八五零年代，圣诞卡在一夜之间风行美国，立时间让几位做圣诞卡的人发了大财。从此之后，圣诞卡越卖越红火，直到互联网上的电子圣诞卡出现才逐渐减低了销量。
电子圣诞卡固然风行，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代替印刷精美的卡片，尤其是那些希望通过发送圣诞卡来建立、保持个人关系甚至进行募捐的社团领袖和政治人物，更加需要利用这一年一次的机会，来给自己增加资源。每年圣诞期间，笔者都会接到所在选区的国会议员以及其他政客寄来的签名贺卡以及随卡附上的资料。虽说不一定有心情将资料看完，但是该议员的名字总算是能够牢牢记住，投票时对这人的关注也无意间会多几分。至于一些在政治上有影响的人物，接到的类似贺卡不但数目众多，而且极能反映当前的政治风向。笔者的朋友曾经任职卡特内阁，在民主党内以及环保人士中间颇有影响。记得克林顿当政时，每年他都会接到总统的贺卡。克林顿下台后，就再也看不到这位前总统的贺卡了。克林顿夫人的贺卡倒是按时寄到，因为这位前第一夫人已经成了现任的纽约州参议员。在二零零二年圣诞期间，他的贺卡中又冒出了克里的阖家照，虽然他与克里并不熟悉。拆开贺卡后，这位老兄眨了眨眼说：“克里要竞选总统了。”今年的圣诞节，克里恐怕又会在他的贺卡中销声匿迹。
圣诞节，到底是世俗化的宗教节日，还是宗教化的世俗节日，恐怕也仍然只能靠每个个人去心领神会了。

布什政府无可奈何的新目标--二零零五年八月十四日

布什政府无可奈何的新目标

二零零五年八月十四日

今年八月，美国大部分地区都处在罕见的热浪之中。首都华盛顿政府各个部门大多数官员和工作人员都在休假。国会关门休会。总统也回到了自己在德克萨斯州的农庄。
美国人都知道，布什是个喜欢度假的总统。有人统计，在他当总统的第一年里，有百分之四十的时光是在德州的农庄里度过的。但是，今年的休假也许是他上任以来最烦心的一次。就在农庄外面，由一位在伊拉克阵亡的军人的母亲挑头，一批反战人士聚集在那里示威。这位母亲说：“我的儿子将生命给了美国。我只要求布什总统在休假中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虽然如此，布什仍然拒绝与这位母亲会面，这在全国上下引起了许多不满的声音。同时，美国人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率也在持续下降。上个月，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刚刚得出结论，将近一半的美国人认为伊拉克战争不仅没有帮助美国反恐，反而提高了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可能性。大部分人还认为，政府根本没有从伊拉克撤军的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布什政府越来越多地将希望寄托在伊拉克局势的好转上。不久前，布什政府还在向世界炫耀说，伊拉克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一部民主宪法，并由此而将伊拉克建设为中东民主的楷模。孰不料，就在这个时候，伊拉克的制宪卡了壳。
伊拉克制宪危机？
按照布什政府制定的伊拉克民主“路线图”，伊拉克在今年一月大选之后，由临时国会成员组成的宪法委员会在八月十五日完成新宪法起草，之后伊拉克便能够按部就班地走上民主发展的道路，美国军队也能够在明年如期撤军。
八月十五日晚间，在制宪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二十分钟，伊拉克国会通过决议，将期限延长一个星期。按照最初的设计，如果期限一再延长而各方无法达成协议的话，临时国会就要被解散，大选要重新举行，整个过程要推倒重来。后果的确会非常严重。
制宪卡壳在什么地方？一是库尔德人的自治权，二是伊斯兰教在国家法律生活中的作用。后者又集中反映在妇女的政治社会地位上。
库尔德人不属于阿拉伯民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巴黎和会上，阿拉伯人要求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库尔德人也要求自己的国家。西方列强在瓜分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时候，将库尔德人的地区分割成多块，其中一大块划入了伊拉克。如今，库尔德人占伊拉克人口不到百分之二十。当年，萨达姆对闹独立的库尔德人使用毒气，最后导致西方国家在九十年代对库尔德人的地区采取军事保护，使得库尔德人有了高度的自治权。在这次制宪中，库尔德人坚持要求高度自治权，并且要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八年之后通过公民投票可以实现库尔德人独立。阿拉伯人坚决不同意――不仅是为了国家的完整，而且也因为库尔德人的地区蕴藏着伊拉克的主要石油资源。
相形之下，伊斯兰教的作用则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萨达姆固然专制，但他统治下的伊拉克却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复兴党政权在社会政策上多有参照苏联模式，所以伊拉克妇女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妇女有权拒绝包办婚姻，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受教育和工作权利，有权拒绝戴面纱，也有权提起离婚诉讼。在今年年初的大选中，具有浓厚保守伊斯兰色彩的什叶派人士取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在整个制宪的过程中，宗教保守派一直在要求将宪法修订得更加符合伊斯兰教教义。伊拉克的妇女团体一再就此提出抗议，世俗派的人士也不断地反对这种开历史倒车的做法。美国人自然也不愿意看到伊朗之外再一个什叶派原教旨主义政权的兴起。但是，什叶派保守人士在伊拉克国会中人多势众，即便是美国人也没有办法过多对他们进行压制。
即便伊拉克国会能够在延长的时间内完成制宪，新的宪法也无法解决上面两个基本矛盾，更不用提建立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度了。
布什政府降低预期
对于许多长期观察伊拉克局势的人士来说，制宪遇到阻碍是意料之中。今年年初的大选虽然算是顺利，但是伊拉克国内的形势却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伊拉克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储藏国，却没有能力生产足够自己消耗的能源。首都巴格达夏天的温度达到摄氏四十五度，但是却经常停电。伊拉克人口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安全问题更加迫切。逊尼派的武装抵抗力量频繁发起暴力攻击，装备良好的美国军队伤亡虽不算大，伊拉克的平民和政府的军警却是死伤惨重。自从去年四月临时政府上台以来，仅在巴格达就有四千平民死于袭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和暴力活动一同上升，攻击对象遍及所有“非伊斯兰”的象征。不少理发师被伊斯兰极端分子杀害，因为他们为男子剃须而触犯了伊斯兰法律。巴格达的理发师最近纷纷开始在门外贴告示，拒绝为男子剃须。女子出门不戴面纱而遭到袭击的事件也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一位美国官员私下对媒体承认：“美国本来打算去建立一个民主国家， 但是我们逐渐发现出台的却是某种伊斯兰共和国。”
面对着这种局势，原来一直在高谈伊拉克将建成中东民主楷模的布什政府不得不悄悄地调整目标并降低原来的预期。在最近两个星期内，在华盛顿和巴格达美国高官纷纷向媒体吹风。一位负责制定伊拉克政策的高级官员就对《华盛顿邮报》表示：“考虑到时间和事态的发展，我们当初预期的目标根本就不现实。”他还透露，美国正在逐步放弃在伊拉克的原定计划。
新的现实目标
根据美国高层官员透露，美国在伊拉克的新的现实目标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在政治制度层面上，美国不再期待伊拉克成为中东民主的榜样，而是将着眼点放在维持伊拉克的统一、争取实现各个民族之间基本相安无事。至于伊拉克宪法，美国也不再期待那成为一部模范宪法，而是要保证在新宪法中留下足够的转圜空间，以便将来能够比较容易地修改。
在伊拉克国内经济上，美国政府认识到伊拉克无法像原来计划的那样在短期内建立起自足与富裕的经济。五角大楼本来以为，伊拉克的石油收入能够用来维持部分占领和重建的费用。殊不知，其石油生产能力一直没有能够完全恢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悲观地指出，伊拉克国内的工业、电力、石油等各方面的生产在短期内根本不能够达到战前的水平。如今，美国政府指望的只是伊拉克经济不要继续恶化到灾难性的地步从而引发进一步暴乱，而不再期待迅速的经济繁荣。
当然，最令布什政府担忧的还是伊拉克国内的安全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和美国国内的政治紧密相关。伊拉克国内暴力事件频繁，美国就无法撤军；而军队在伊拉克拖得越久，国内反对的声音也就越是激烈，直接威胁到共和党在国会和白宫的地位。五角大楼本来一直在宣称，等到伊拉克自己的武装力量能够负担起国家安全的任务时美军便会撤出。最近几个星期，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却不断放出风声，说他们正在拟定一个“部分撤军”的计划。根据这个新计划，完全消灭反对派武装力量已经不再是美军撤军前的目标。美军将尽量削弱这些反对力量，并且要很快地将主要的军事任务交给伊拉克政府部队承担，尽管这支部队远远没有能够达到预定的技术装备训练要求。
显然，布什政府的这些新目标已经在原来的预期上大大地打了折扣。这些目标即便都能够顺利实现，伊拉克离原来布什政府在发动战争时所许诺的和平、民主、繁荣的境界还有遥远的距离。这场战争虽然推翻了一个专制政权，但它给伊拉克人民和世界带来的是福还是祸，目前恐怕还不能下定论。

共和党的天平向哪里摇摆？二零零五年八月一日

共和党的天平向哪里摇摆？

二零零五年八月一日

自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共和党在政治上还从来没有这么得意过。不仅白宫里坐着一个连任两届的总统，国会上下两院都被共和党所把持，而且最高法院中保守的大法官也占据多数。政府三权分立变成了共和党大权独揽。有人甚至开玩笑说，美利坚合众国都快要成为一党专制的国家了。
不过，最近共和党内部却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意见分歧。七月二十九日，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弗里斯特冷不防地宣布，他支持在国会通过立法，推翻布什总统禁止用联邦拨款来资助人类坯胎干细胞研究的规定。弗里斯特说，他认为总统的政策妨碍了科学上的重要突破。他本人的医生身份更是给这一表态增添了权威。就连布什总统在回应的时候，也不免略带敬畏地在“参议员弗里斯特”之后又添加了“弗里斯特医学博士”的称呼。
人类坯胎干细胞研究一直为美国的基督教保守势力所坚决反对。布什总统在四年之前下了禁令，不许将联邦政府款项用来资助该项研究。今年五月下旬，众议院却以多数票通过，要立法解除这项禁令。议案将要在参议院进行表决。弗里斯特参议员在这个节骨眼上站出来说话，可谓是意味深长。
坯胎干细胞研究的政治风暴
坯胎干细胞（embryonic stem cell）是人类坯胎中未分化的原始细胞。科学家相信，在人工条件下，坯胎干细胞可以定向分化为人体各种细胞，甚至可以培育出人体组织以至于人体器官。对于一些目前还令医学界束手无策的疾病，比如帕金森氏症、老年痴呆症、白血病、癌症等等，都可以通过坯胎干细胞来解决。
问题是，坯胎干细胞的主要来源，是人类的受精卵。在提取干细胞的过程中，受精卵就会被毁掉。保守的宗教界人士相信人类的生命开始与卵子受精的那一刻，所以，毁损受精卵在他们看来就像堕胎一样等于在杀害生命，最起码也是不尊重生命。
其实，美国所有帮助夫妇治疗不育症的医院诊所都有大批培育出来但是没有能够派上用场的受精卵。每年都有几十万个没有用的受精卵，绝大部分被作为垃圾处理掉。宗教人士一直在号召人们去“收养”这些受精卵，将它们挽救出被扔掉的命运，但是迄今收效甚微。希望用陌生人的受精卵来怀孕的妇女毕竟非常之少。
坯胎干细胞研究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取得一系列突破。从那时候开始，它就成了美国两党政治中一个令人激动的话题。一九九五年，共和党国会通过法案，禁止联邦政府拨款用于坯胎干细胞研究。克林顿政府在九八年开始制定行政法规，希望能够借此打破国会的禁令。可是二零零一年布什政府上台之后，很快就签署了行政命令，再次禁止联邦政府资助该项研究。没有了联邦拨款，单纯依靠私人经费，这项研究的进展程度就大大打了折扣。
从民意调查上看，美国的绝大部分民众都支持坯胎干细胞研究。即使是在共和党人中间，也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反对政府给予资助。可以说，坯胎干细胞研究是共和党内部争议最大的一个题目。
大资本的共和党和保守基督徒的共和党
共和党的社会基础是一个奇特的联盟。传统的共和党力量集中在北部的大工业区。他们相信“小政府、大社会”，支持资本自由，反对政府通过行政和立法手段来干预经济活动。自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民主党的罗斯福政府实行“新政”，加大政府干预、推动社会福利政策以来，共和党就一直是大资本的基地。
罗斯福的新政同时也开始造成民主党内部的分化。以南方为基地的民主党曾经代表了大奴隶主和南方农场主的利益，在南北战争之后一度十分衰落。南方的黑人选票也从来都投给解放了他们的共和党。新政给予了贫穷的黑人一定的好处，罗斯福总统也任命了相当一批黑人担任政府官员。因此，在一九三六年的大选中，南方黑人的选票第一次大批投给民主党。民主党和黑人少数民族的关系日益密切，冒犯了南方保守的白人选民。自从五十年代开始，南方的民主党政客纷纷改换党籍成为共和党人。这里面就包括前不久去世的百岁参议员斯特朗•瑟蒙。
终于，到二十世纪后期，共和党形成了由两部分基本力量组成的政党：主要在北方的大工业资本以及南方农业区的基督教保守势力。前者有钱，后者有选票。
共和党内部这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历史而形成的联盟不但并不牢固，而且内部不断出现冲突。基督教宗教保守势力的诉求，经常会违背大资本的利益。坯胎干细胞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项研究取得的突破，除了能够挽救大量的生命之外，还有可能给美国的医药科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从而为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但是，基督教保守势力却全然不顾这点，一味坚持他们自己的生命观。
许多温和的北方共和党人已经对这种情况感到不耐烦。曾经担任过新泽西州州长以及布什政府环保总署署长的克里斯丁•威特曼在辞职后出版了一本名为《这也是我的党》（It’s My Party, Too）的书。她在书的开头，就严厉批评布什政府在坯胎干细胞研究上“降服于极右翼的要求”。威特曼呼吁布什政府“回到共和党人的传统价值上来：减少政府作用、注意财政开支、重视国家安全”。威特曼的呼声在共和党内得到很大的支持。
共和党内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要人还有已故总统里根的夫人南希•里根以及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在里根总统患老年痴呆症去世之后，南希站出来反对布什总统的意见。他们的儿子也公开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去年大选中成了克里的支持者。而施瓦辛格在去年十一月签署法令，由州政府拨款三十亿美元资助干细胞研究。他们的举动赢得了民主党人以及共和党多数群众的赞许。
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也开始了动作。
瞄准二零零八年
在美国的各个政治机构中，两年就必须举行一次换届选举的众议院对选民的情绪把握得最及时。去年四月，在大选的高潮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包括多名共和党人在内的二百零六名众议员集体写信给布什总统，要求总统废除对坯胎干细胞研究的限制。今年五月，众议院以二百三十八票对一百九十四票，通过了解除限制的法案，为该项研究带来了乐观的前景。在赞成票中，有五十票来自共和党。不过，布什已经表示，如果法案在参议院得到通过，总统将使用否决权。
总统的否决是否能够生效，关键要看国会能不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众议院的投票没有能够达到三分之二。如果参议院的支持票数超过三分之二，议案就很有可能被送回众议院再次投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弗里斯特在这个关键时刻改变立场，很有可能在国会中引发一连串的多米诺反应。参议院目前休会，投票时间预计会在九月份。
弗里斯特选择在这个时间、这个问题上来表达与白宫的不同意见，看来很是经过了一番算计。布什总统已经顺利连任，二零零八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必须退出新的候选人。弗里斯特从来没有对人隐瞒他想入主白宫的野心。
最近这半年来，一系列的事件显示出美国选民对基督教保守势力在政治中的巨大影响已经感到厌倦。尤其是在妇女堕胎权、生命权、干细胞研究等一系列问题上，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自由派的立场表示支持。在众议院通过上述解除干细胞研究禁令的法案之后，民意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选民支持坯胎干细胞研究，并且希望联邦政府给予适当的拨款。许多政治活跃团体――包括一些温和派共和党团体――已经表示，要将支持坯胎干细胞研究列入二零零八年总统大选的议程。就在上个星期，一个有大公司背景的组织StemPAC开始在新罕布什尔州做电视广告，批评布什政府的干细胞研究政策。这个州是两党候选人在党内竞争提名的关键之地。媒体猜测，弗里斯特在这个时候的动作，与该组织的行动有关。
无论如何，弗里斯特的转向，对帮助他赢得共和党内温和势力以及大资本势力的支持会非常有帮助。南希•里根已经公开对他表示感谢。就连民主党在参议院的领袖哈里•里德也赞扬他的做法“给百万美国人带来了希望”。当然，这一希望最现实的反应不在别处，就在华尔街：星期五清早，弗里斯特公布了他的决定。当天，所有从事坯胎干细胞研究的药物公司的股票即使上扬了百分之七至十一。

是谁选择了约翰∙罗伯茨？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是谁选择了约翰∙罗伯茨？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最高法院第一位女法官奥康纳日前宣布退休之后，美国全国上下都在紧紧盯着布什总统，看他在大法官提名上会有何动作。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最关心的问题是：一贯反对给予妇女堕胎权的布什总统，是否会提名一位反堕胎的大法官，以将最高法院目前五比四维持堕胎权的票数倒过来变成四比五？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些社会观念保守的候选人身上。同时，也有许多人在猜测，总统是否会提名妇女或者拉丁族裔的法官。在第一夫人劳拉公开表示希望有一位女性候选人之后，各方面的猜测更是偏重了妇女。
最后，布什总统在七月十九日晚电视黄金时间向全国推出了华盛顿特区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现年五十岁的白人天主教徒约翰∙罗伯茨。
谁是罗伯茨？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媒体以及各种好事者纷纷开始调查。一时间，互联网上“John Roberts”成了最热门的搜索词。
很快，人们就发现罗伯茨是华盛顿那种“不出名的名人”。不出名，是因为办事稳健、有板有眼，从来不出轨，极少在公众场合表达自己的意见，也从来没有引发任何瞩目的新闻。很出名，则仅仅限于本行之内。原因不外乎工作出色，尽忠职守，大受客户和同行的称道，从赤手空拳的穷小子一路青云直上，成为年收入超过百万美元的大律师，进而被总统任命为上诉法庭的法官，在司法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虽然罗伯茨是一名保守派共和党人，但是民主党人以及左翼的妇女和少数民族团体在大海捞针般地搜索之后，也找不到多少不利于罗伯茨的纪录。就连素来以善于横挑鼻子竖挑眼著称的加州民主党参议员戴安∙法恩斯坦在和罗伯茨会面之后，也公开称赞他“才干超群并尊重以往的法律惯例”。也就是说，尽管罗伯茨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天主教教义严格反对堕胎，但法恩斯坦参议员相信，罗伯茨会尊重最高法院过去承认堕胎合法化的判决。
罗伯茨的提名出来不到一个星期，全国上下多数主要的党派、团体、头面人物已经纷纷表态，赞扬布什总统的选择是独具慧眼。一些激进的妇女团体虽然心存疑虑，但是面对罗伯茨的纪录却很有点感到“狗咬刺猬无处下口”。而那些最保守的反堕胎团体同样觉得为难，但却不敢肯定成为大法官的罗伯茨不会站在自己那一边。
布什为什么选择罗伯茨？或者说，是哪个利益集团选中了罗伯茨？带着这个问题，我采访了著名的律师厄尔∙布朗先生。
布朗和罗伯茨曾经过过招。一九九四年，弗吉尼亚州煤矿工人在工会组织下举行罢工。罢工过程中发生了投掷物件、阻路等情况，州法院判决工会的行动违法，向工会罚款六千四百万美元。工会将官司打上了联邦最高法院。布朗先生当时是煤矿工会的总律师，而代表资方的律师正是罗伯茨。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利于工会的判决。
“罗伯茨是个代表大资本的人选”，布朗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一名律师，他从来都在代表大公司说话，从来没有代表过普通人的利益。这非常说明问题。”
布朗列举了罗伯茨的律师和法官生涯中的重要案件。从这些案件可以看出，罗伯茨在一些最具争议性的问题，特别是妇女堕胎权方面，代表不同的客户说过不同的话，谁也不清楚那些话是否真的体现了他本人的想法。唯一具有连贯性的，是他与大公司的紧密关系，特别是在环境保护方面，无论是作为律师还是作为法官的罗伯茨，都极力反对政府以立法等手段来对大公司造成的环境污染进行干预。
曾经就读耶鲁大学、而且在耶鲁时和布什总统同班的布朗就此进一步分析了布什政府的社会基础。他认为，今日共和党的基础包括社会的两个部分：大资本和基督教宗教保守势力。过去几年中，人们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布什政府和宗教保守势力的关系上，忽视了大资本的影响。因此，在这次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选问题上，大家关注的主要是堕胎权问题。外界不清楚的是，在过去的几年中，大资本势力一直努力游说，争取在最高法院中安插上另一名自己的代理人。罗伯茨正是这样一名合适的人选。他预计，罗伯茨的提名在国会中能够非常顺利地通过，因为不少民主党议员同样和大资本关系密切。今后，通过罗伯茨和最高法院中其他的保守大法官，美国的法律有可能更加倾向于大资本，从而牺牲环境保护和下层人民特别是工会的利益。

最高法院第一位女法官奥康纳日前宣布退休之后，美国全国上下都在紧紧盯着布什总统，看他在大法官提名上会有何动作。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最关心的问题是：一贯反对给予妇女堕胎权的布什总统，是否会提名一位反堕胎的大法官，以将最高法院目前五比四维持堕胎权的票数倒过来变成四比五？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些社会观念保守的候选人身上。同时，也有许多人在猜测，总统是否会提名妇女或者拉丁族裔的法官。在第一夫人劳拉公开表示希望有一位女性候选人之后，各方面的猜测更是偏重了妇女。
最后，布什总统在七月十九日晚电视黄金时间向全国推出了华盛顿特区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现年五十岁的白人天主教徒约翰∙罗伯茨。
谁是罗伯茨？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媒体以及各种好事者纷纷开始调查。一时间，互联网上“John Roberts”成了最热门的搜索词。
很快，人们就发现罗伯茨是华盛顿那种“不出名的名人”。不出名，是因为办事稳健、有板有眼，从来不出轨，极少在公众场合表达自己的意见，也从来没有引发任何瞩目的新闻。很出名，则仅仅限于本行之内。原因不外乎工作出色，尽忠职守，大受客户和同行的称道，从赤手空拳的穷小子一路青云直上，成为年收入超过百万美元的大律师，进而被总统任命为上诉法庭的法官，在司法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虽然罗伯茨是一名保守派共和党人，但是民主党人以及左翼的妇女和少数民族团体在大海捞针般地搜索之后，也找不到多少不利于罗伯茨的纪录。就连素来以善于横挑鼻子竖挑眼著称的加州民主党参议员戴安∙法恩斯坦在和罗伯茨会面之后，也公开称赞他“才干超群并尊重以往的法律惯例”。也就是说，尽管罗伯茨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天主教教义严格反对堕胎，但法恩斯坦参议员相信，罗伯茨会尊重最高法院过去承认堕胎合法化的判决。
罗伯茨的提名出来不到一个星期，全国上下多数主要的党派、团体、头面人物已经纷纷表态，赞扬布什总统的选择是独具慧眼。一些激进的妇女团体虽然心存疑虑，但是面对罗伯茨的纪录却很有点感到“狗咬刺猬无处下口”。而那些最保守的反堕胎团体同样觉得为难，但却不敢肯定成为大法官的罗伯茨不会站在自己那一边。
布什为什么选择罗伯茨？或者说，是哪个利益集团选中了罗伯茨？带着这个问题，我采访了著名的律师厄尔∙布朗先生。
布朗和罗伯茨曾经过过招。一九九四年，弗吉尼亚州煤矿工人在工会组织下举行罢工。罢工过程中发生了投掷物件、阻路等情况，州法院判决工会的行动违法，向工会罚款六千四百万美元。工会将官司打上了联邦最高法院。布朗先生当时是煤矿工会的总律师，而代表资方的律师正是罗伯茨。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利于工会的判决。
“罗伯茨是个代表大资本的人选”，布朗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一名律师，他从来都在代表大公司说话，从来没有代表过普通人的利益。这非常说明问题。”
布朗列举了罗伯茨的律师和法官生涯中的重要案件。从这些案件可以看出，罗伯茨在一些最具争议性的问题，特别是妇女堕胎权方面，代表不同的客户说过不同的话，谁也不清楚那些话是否真的体现了他本人的想法。唯一具有连贯性的，是他与大公司的紧密关系，特别是在环境保护方面，无论是作为律师还是作为法官的罗伯茨，都极力反对政府以立法等手段来对大公司造成的环境污染进行干预。
曾经就读耶鲁大学、而且在耶鲁时和布什总统同班的布朗就此进一步分析了布什政府的社会基础。他认为，今日共和党的基础包括社会的两个部分：大资本和基督教宗教保守势力。过去几年中，人们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布什政府和宗教保守势力的关系上，忽视了大资本的影响。因此，在这次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选问题上，大家关注的主要是堕胎权问题。外界不清楚的是，在过去的几年中，大资本势力一直努力游说，争取在最高法院中安插上另一名自己的代理人。罗伯茨正是这样一名合适的人选。他预计，罗伯茨的提名在国会中能够非常顺利地通过，因为不少民主党议员同样和大资本关系密切。今后，通过罗伯茨和最高法院中其他的保守大法官，美国的法律有可能更加倾向于大资本，从而牺牲环境保护和下层人民特别是工会的利益。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卡尔•罗夫阴沟翻船？--二零零五年七月十九日

卡尔•罗夫阴沟翻船？

二零零五年七月十九日

七月十八日，笑容满面的布什总统和到访的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会谈过后一同步入白宫的新闻发布会。辛格这次来访收获不小。美国和印度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将共同开发非武器方面的核技术。
但是，新闻发布会刚刚开始一会儿，就有记者提出了近日让白宫最头疼的难缠的问题：总统是否会重申开除那个泄漏中央情报局人员身份的人？
“如果那个人犯了罪，就不会在我的政府中继续呆下去。”布什总统的回答几近于轻描淡写。
这话等于白说。犯了罪的人该去的地方是监狱，怎么还有可能在政府里呆着。新闻媒体知道，总统这下改了口――布什已经下定决心，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要保住卡尔∙罗夫。
“犯罪”的定义
二零零三年九月，美国司法部门开始调查所谓“夫人门“事件。前驻加蓬大使约瑟夫∙威尔逊数月前在《纽约时报》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布什政府以不实的理由发动伊拉克战争。几天后，有人将威尔逊夫人普拉姆中情局特工的身份泄露给媒体。威尔逊本人指责白宫，说那是对他的报复。可是白宫矢口否认。布什总统当时公开宣称，如果白宫有人泄露机密，就会立即被开除。
这句话被媒体牢牢记住了。
事隔几乎两年，司法部门详尽调查已经接近尾声。调查的最终结果，条条线索直指白宫高层，多名白宫官员被涉及，其中包括布什总统最信任的政治顾问，人称“布什的大脑”的卡尔∙罗夫以及副总统钱尼的幕僚长、多年跟随钱尼出谋划策的刘易斯∙利比。罗夫和利比这两位“超级师爷”以精通政治权术多年纵横政坛无敌手，却想不到这次会出现阴沟翻船之虞。
从政二十多年来，布什总统从来不能离开罗夫。人们都知道，没有罗夫的一手策划，也就没有布什今日的飞黄腾达。于是，这位当初发誓要“将诚实带回白宫”的总统马上玩了一个法律定义的花招：“泄密”的人不用被开除，除非被证明是犯了罪。
要证明泄密很容易。事实上，自从《时代》周刊交出记者马休∙库帕的笔记以及库帕对大陪审团作证之后，罗夫和利比泄了密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要在法律上证明罗夫和利比犯下了泄密罪却并不容易，因为这两人对天发誓，说他们根本不知道威尔逊的妻子是中情局的秘密特工，只知道她为中情局工作。他们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也没有对媒体提起过她的名字，只说是“威尔逊的妻子”。如果他们不知道那是个国家机密，泄密罪就无从构成。
处在旋风中心的《时代》杂志记者库帕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对大陪审团说了什么”的文章，详细地公布了他的证词。最后，库帕这样总结说：
“罗夫是否向我泄漏了普拉姆的名字，或者告诉我她是中情局的秘密特工？没有。我是否通过罗夫才第一次听说威尔逊的妻子替中情局工作并且是她派威尔逊去调查[尼日尔铀矿]的？是。罗夫是否说她为‘情报局’做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工作？对。当他说事件很快会公布的时候，情况是否属实？我不知道。上面这些条中哪些做法犯了罪？我不清楚。”
那么有谁清楚？恐怕只有等调查的进展了。
国务院备忘录浮出水面
调查的确有进展。在司法部门逐渐搜集到的证据中，有一份二零零三年六月十日美国国务院的绝密备忘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份备忘录恐怕会成为最关键的证据。
威尔逊公开批评伊拉克战争的文章发表在二零零三年七月六日的《纽约时报》上。事实上，自从布什在年初的《国情咨文》中说伊拉克到尼日尔寻求铀原料一事之后，负责调查尼日尔铀出售情况的威尔逊就在国务院和政府部门中上下奔走，试图劝说政府不要采用错误的情报。而他的看法也得到了国务院里面许多人，特别是有关专家的支持。在这一背景之下，六月十日，国务院有关部门为当时的国务卿鲍威尔准备了一份有关尼日尔铀矿的绝密备忘录，其中提到威尔逊的夫人普拉姆是中情局秘密特工以及她建议派出威尔逊去调查尼日尔铀矿的情况。该备忘录专门指出普拉姆的工作高度敏感，必须小心处置。撰写这份备忘录的国务院工作人员同时表述了国务院专家与白宫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的不同意见。在威尔逊刊登出《纽约时报》的文章后的第二天，该备忘录被转送到了白宫。
在正常情况下，中央情报局并不会向白宫透露特工人员的身份背景，除非白宫就某个事件提出特别的要求。许多人一直纳闷，白宫是如何搞到有关普拉姆的情报的。这份备忘录浮出水面之后，事情开始有了比较清楚的线索。
目前检察官只向陪审团出示了上述备忘录的几个部分。有报道说，罗夫在向陪审团作证时，声称从来没有见过这份备忘录。即便如此，罗夫手下有人可能就此向他作过汇报。如果最终证明，罗夫和利比是通过这份备忘录来了解有关普拉姆的身份的，那么他们两人――或许还有白宫的其他人――便肯定是犯下了泄露国家机密的罪行。
美国全国上下都在等待司法调查的结果。
民意调查
案件的司法调查不知哪天才会结束，但民意调查的结果却已经出来了。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刚刚完成了一项对布什总统信任程度的民调。调查结果显示，只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不到一半――的人认为布什可以信任，百分之四十六的人持相反意见。二零零三年九月进行的同一调查的结果是，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信任总统。也就是说，人民对布什的信任程度前所未有地低。
调查人员认为，罗夫卷入泄密事件，严重地影响了布什的公众形象，因为有一半接受调查的人表示，他们一直在认真地跟踪有关罗夫的新闻。而美国广播公司的民意调查发现，百分之七十五的美国人认为，如果罗夫被认定是泄漏机密者，无论从法律角度看他是否犯了法，都应该被开除出白宫。值得注意的是，大批共和党人也开始对罗夫表示怀疑。在皮尤的调查中，每十个被问到的共和党人中，平均有四个认为罗夫应该辞职，另外有四人拿不定主意。而独立人士中对布什的支持率下滑得更加厉害。各个民意调查机构的研究都显示出了类似结果。
民主党人正在抓紧这个机会要求布什开除罗夫。民主党去年的总统候选人克里已经在他的支持者中发起了“要求开除罗夫”的签名运动。
重新质疑伊拉克战争
真正对布什政府造成威胁的，是罗夫泄密事件引发了美国公众对伊拉克战争的重新思考和质疑。毕竟，整个事件的起因，是威尔逊批评布什政府误导美国公众同时误导世界，以不实甚至虚构的证据在中东发动一场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反对的战争。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中民主党的首席议员约瑟夫•拜登一语道破了这一事件的奥秘。“根本问题并不在于威尔逊说的是对还是错。关键正是因为威尔逊说的一点也没有错――尼日尔并没有向伊拉克出售铀，而［伊拉克购买铀］正是向伊拉克开战的理由。”
目前透露出来的有关泄密事件的所有事实都证明，在威尔逊对布什政府提出公开批评之后，布什的班子对他发起了一场有计划、有步骤的攻击行动，目的是破坏威尔逊的信誉，消除他的批评在公众中的影响。用这种不光彩的手段对付批评者，无论是否已经触犯了法律，于道德于情理都说不过去。
更重要的是，手段的不光彩是否同时也在意味着目的的不光彩？不是政府是否为了发动战争而一直在不择手段地欺骗美国人民、欺骗世界？以莫须有的证据发动的这场战争，如今已经让一千七百多美国人送了命，死亡的伊拉克人数的估计从两万五千到十万不等。那里每天都在发生着爆炸、暗杀、枪战。恐怖袭击的威胁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因为战争所引起的穆斯林世界与美国的进一步对立而增加。面对着这些残酷的现实，不少美国人都正在思考上面这些问题。

记者坐牢，白宫当灾--二零零五年七月十二日

记者坐牢，白宫当灾

二零零五年七月十二日

非常的白宫例行记者会
二零零五年七月十一日，白宫召开了例行的记者会。会上，美联社的记者第一个站起来发问：
“总统是否依旧保证会解雇那个泄漏中央情报局人员姓名的人？”
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这天在脸上敷了厚厚的一层化妆，但是依然掩盖不住紧张而疲惫的神情。他木然地回答说：
“在调查进行的时候，白宫不作任何表态。”
接下去，各大媒体的记者七嘴八舌地提问，要麦克莱伦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布什总统最信赖的政治顾问卡尔∙罗夫是否出于政治目的而向媒体泄漏了国家机密？麦克莱伦在记者穷追之下依然故我，一再说在这个时刻不会表态。全国广播公司NBC的记者格里高利忍不住了，于是单刀直入地提出了一个爆炸性的问题：
“卡尔∙罗夫是否犯了罪？”
麦克莱伦再次试图回避问题，格里高利偏偏不肯饶过他：“你是不是有义务向美国人民解释清楚？”
一贯彬彬有礼但反映敏捷的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上任两年以来还没有这么狼狈过。难于招架之下，他灵机一动点名让《印度环球报》的记者发问。果然，这位记者提了一个关于恐怖活动的问题。如释重负的麦克莱伦赶紧花了三分多钟，详细地进行解答。之后，他转向福克斯新闻的卡梅隆，满以为以亲白宫著称的保守媒体的这位记者会给他一个台阶。殊不知，卡梅隆却冷不防地提出了一个最令他头疼的话题：
“总统是否将继续信任卡尔∙罗夫？”
一时间，记者会上再次出现了尴尬场面。媒体针对卡尔∙罗夫连珠炮般提出了三十多个问题，麦克莱伦虽然照旧阻挡回去，但是他的额头上却渗出了点点汗珠，在电视镜头前不断闪烁。
国家机密
白宫记者会上这戏剧性的一幕是由几天前在华盛顿联邦法庭上发生的另外一个戏剧性的事件所引起的。
七月六日这天，三名执法人员在联邦法庭上将《纽约时报》的著名记者朱迪斯∙米勒戴上手铐，随后将她送进了邻近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里亚市的监狱。临行前，米勒对作出判决的托马斯∙何根法官说：“如果记者不能保护消息来源的秘密，他们就没有办法工作，也就不会有自由的新闻媒体。”法官不为所动，指责米勒在藐视法律。米勒在监狱中的时间最长有可能达到四个月。
就在米勒被判决的同时，《时代》周刊的著名记者马休∙库帕在法院门外向媒体发表声明说：“我的消息来源本人已经给了我一个明确的、自愿的授权，允许我向大陪审团就这一事件作证。”没有得到这个授权之前，库帕已经准备好了和米勒一样去坐牢。
案件涉及到的消息最先出现在二零零三年。布什政府为了给攻打伊拉克作舆论准备，连续向世界出示伊拉克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其中提到伊拉克政府试图向非洲的尼日尔购买铀原料。是年七月六日，美国前驻加蓬大使约瑟夫∙威尔逊在《纽约时报》上撰文，透露他自己作为美国的特使曾经前往尼日尔调查，所谓伊拉克购买铀一事纯属乌有。八天后，专栏作家诺瓦克就发表文章批评威尔逊，并且透露了威尔逊的夫人普拉姆中央情报局秘密特工人员的身份。威尔逊当然不愿善罢甘休，指控布什政府为了向他报复，才透露了他夫人的身份。
按照美国的法律，新闻记者有权报道他们从任何渠道得到的消息，但是政府工作人员却不能随意向媒体泄露国家机密。中央情报局情报人员的身份自然属于这类机密。到底是谁犯下了这桩罪行？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的司法部门于是展开了刑事调查。
调查结果发现，有六名记者或专栏作家可能与最初泄密的人有过接触。这些记者分别遭到了联邦检察官的传讯，并且要求其中一些人出庭向大陪审团作证，其中就包括了《纽约时报》的米勒和《时代》周刊的库帕。
大牌记者
米勒和库帕是两位很有来头的记者。
现年五十七岁的米勒自一九七七年以来就为《纽约时报》工作。她的丈夫曾经是兰登出版社的掌门编辑。从二零零二年开始，米勒的报道重点就在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与其他记者相比，米勒在布什政府中消息来源特别多，她关于伊拉克武器的报道经常刊登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一时名声大噪。可惜，许多报道的细节后来被证明不实。不少反战人士一直在批评米勒，指责她丧失媒体的独立性，为布什政府充当喉舌。
库帕虽然相对比较年轻，但是在首都的政界中同样人头捻熟。他的岳父曾经担任过《时代》杂志的主编，夫人是民主党的顾问。库帕和米勒都属于那种拿起电话就能够接通白宫某位重要官员的记者。
库帕曾经就普拉姆事件发表过报道，其中引用了匿名消息来源。米勒虽然没有发表文章，却就该事件采访了不少官员。检察官要求两位记者交出他们的采访记录并向大陪审团作证――大陪审团的任务，就是确定是否发生了犯罪行为，以及什么人应该就罪行接受审判。至于定罪的权力，则属于审判该案件的普通陪审团。
米勒不肯就范，因此进了监狱。库帕的雇主《时代》周刊替他承担了部分责任，交出了他的采访笔记――记者的采访笔记属于公司的财产，公司有权决定。库帕本人则在进监狱的前夕得到了消息来源的授权，因此免于牢狱之灾。
白宫顾问难以摆脱干系
到底是什么样的消息来源让检察官如此感兴趣？
早在普拉姆事件发生刚刚发生时，就有消息传出，向媒体透露机密的官员不是别人，正是布什总统最信赖的政治顾问卡尔∙罗夫。这位被人称作“布什的大脑”的人物，终生醉心于政治游戏，最懂得利用时机去操纵媒体和社会舆论。各路媒体便开始追问卡尔∙罗夫在这中间扮演的角色。两年以来，布什政府的官员，包括总统本人，一再宣称卡尔∙罗夫与泄密事件完全无关，布什本人也一再重申他对罗夫的信任。同时，布什还信誓旦旦地要追究出泄密的根源，并且保证要解雇泄密的官员，无论他的身份是什么。
在《时代》杂志交出库帕的笔记之后，几天内《华盛顿邮报》就从法庭谈听到消息：在诺瓦克的文章发表之前三天，卡尔∙罗夫就给了库帕一次“极其机密的背景介绍”，其中专门透露了“威尔逊的妻子”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的身份。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面对证据，卡尔∙罗夫并没有低头。他的律师宣称，罗夫并没有提到威尔逊妻子的名字，也不知道她的名字，更不清楚她原来是中央情报局的秘密工作人员。他之所以对库帕提到那些情况，无非是想提醒库帕不要在对威尔逊的调查中陷得太深。
至于是否会解雇罗夫，一向敢于挺身为下属护短的布什总统已经公开宣布，他对罗夫依旧信任如故。
法律怎么说
尽管以《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为首的媒体在这一事件中大谈新闻自由和新闻记者保护消息来源的勇气，美国的法律界却普遍不买账。就法律界的态度，笔者询问了一位资深辩护律师。
这位不愿意对媒体透露姓名的律师分析说，记者保护消息来源的权利，在美国大多数州里都得到了法律的承认。联邦政府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法律，但是国会已经在讨论有关立法。但是，即使立法通过，这次的案件也不在保护之列。
他指出，美国法律保护四类人之间的交流：天主教神父和忏悔人、律师和客户、医生和病人、夫妻。立法者认为，如果具有这种关系的人与人之间也不能够自由沟通，对于整个社会结构的损害远远大于其有可能给法制带来的危害。记者与消息来源的关系则不在此列。况且，记者与线人的关系与上述四种关系有本质的不同：前者要保护的是交流的内容，后者则是交流的对象。如果法律给予记者全面保护，就有可能造成罪犯利用媒体来犯罪的机会。
这也正是本案的联邦检察官所提出的理由。费兹杰拉德检察官指出，即便是在律师和客户之间，如果客户透露出还没有实行的犯罪计划，律师就有责任向当局报告，否则就犯下了同谋罪。
检察官这番话，道出了普拉姆案件和“深喉”一类案件的根本区别。后者揭发的是政府官员已经犯下的罪行，前者却是政府官员利用媒体来犯罪。媒体与消息来源交流的过程本身便是罪行的主要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如果保护消息来源，也就自然成了犯罪的共谋。米勒坐牢，看来也不算太冤枉。

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之战--二零零五年七月四日

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之战

二零零五年七月四日

七月一日这天是星期五，美国首都华盛顿从早上开始，便有大批的车流不断向城外开去。四号星期一是美国的国庆日，许多人都赶着去度个长周末。偏偏在这个时候，从白宫和最高法院传来了一个不啻于政治地震的消息：美国历史上首位最高法院的女性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宣布要退休。一些正在出城的新闻界和政界人物于是赶紧调转了车头回到城内。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面，自由派和保守派两边的团体纷纷活跃起来，寄出了大批的信件和电子邮件，还给各自的成员打了许多电话，劝告人们关注白宫对新的大法官的提名，并特别告诫人们说：这一次大法官的产生，关系到美国今后几十年的命运。
与通常夸大其词的政治宣传不同的是，这次狼真的来了：在最高法院中立场居中、被人看作是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平衡力量的奥康纳一旦离去，美国的最高法院就有可能严重地向右倾斜。
五比四：“奥康纳掌握了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是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中最为稳定的一侧。九位大法官的职责是诠释《宪法》。司法案件无论影响多大，只要不涉及宪法解释，最高法院就不予受理。大法官无须经过选举，而是由总统任命。一旦就任，如果不因为违法而遭国会的弹劾，就终身任职直至自动退休。在任期内，大法官对《宪法》的诠释，基本上来自大法官个人对司法的认识及其政治社会观念。无论是总统还是国会都无法对他们施加直接的压力。还经常会出现国会通过的立法或者总统颁布的命令被最高法院裁定违宪的情况。
因此，最高法院大法官退休，在美国政治中是一件要紧的大事。哪位法官退休，选择在什么时候退休，都非常有讲究。通常，保守派的大法官会选择在保守派的总统任上退休，以便能够有保守派的法官继任；而自由派的大法官自然也倾向于选择在自由派的总统任上退休。当今最高法院中年事最高的一位是八十三岁的自由派大法官约翰∙保罗∙斯蒂文斯。正好赶上保守派的布什总统，斯蒂文斯大法官也只好硬撑下去了。
目前在九位大法官里面，有五名属于保守派，四名属于自由派，本来应该是保守派占了上风。可是，奥康纳却在这里充当了一个微妙的平衡角色。
来自西南部的奥康纳历来是共和党人，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但是，在不少重大的社会问题上，她却和自由派站在一边，成了最高法院中重要的“摇摆票”。在过去十多年里面，最高法院在多个重大问题上出现“五比四”的投票。通常是，奥康纳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变成了“五”。所以，自由派团体“正义联盟”的负责人拉尔夫∙尼斯作出了这样的评论：“在过去十多年里，最高法院不是掌握在[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手里。是奥康纳掌握了最高法院。她在一系列重大的宪法决定中都投下了关键的一票。”
在所有著名的“五比四”投票中，人们最记得的就是二零零零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戈尔与共和党候选人布什为了佛罗里达州点票而在最高法院对簿公堂。当时，民主党人寄希望于奥康纳。可到最后，奥康纳站到了共和党一面。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投票，驳回了戈尔重新点票的要求，布什是以顺利地入主白宫。不过，在堕胎、种族平权、政教分离等问题上，奥康纳却站在自由派一面。特别是最敏感的堕胎问题，奥康纳的一票使美国妇女保持了自主堕胎的权利。
奥康纳宣布退休，美国政治的焦点立即集中在新大法官人选的提名之上。
保守派：不要冈萨雷斯
与自由派比较，保守派在动员舆论和基本群众方面显然捷足先登。不少保守派团体赶在周末之前便发出了大量电子邮件，号召人们给自己选区的议员写信，反对挑选那些“违背美国家庭价值”的人担任大法官。在保守派的政治语言里，“违背美国家庭价值”指的是那些支持妇女堕胎权的人。
大法官虽然由总统来提名，但是在任命之前必须经由国会上下两院通过。因此，号召选民直接向议员施加压力，是美国政治中颇为有效的做法。议员们往往囿于民意而在投票中前瞻后顾，或者也可以借助民意来逃避政治责任。
有趣的是，这次保守派集中攻击的，不是某位可能的自由派候选人。有布什这么个保守的总统坐镇白宫，自由派人士甚至不会在名单中叨陪末座。保守派反对的，是提名呼声最高的阿尔伯托∙冈萨雷斯，也就是布什总统过去的白宫法律顾问、现任司法部长。
留心新闻的人或许记得，布什总统在今年二月提名冈萨雷斯接替阿什克罗夫特担任司法部长。在国会的提名听证期间曾经透露出，冈萨雷斯曾经在二零零二年给总统提出过一份备忘录，其中批评《日内瓦公约》已经过时。为此，在听证期间冈萨雷斯受到来自民主党方面的强烈批评，最后他承认《日内瓦公约》没有过时，并信誓旦旦地向国会保证，要保护美国人民而不仅仅是白宫的利益。参议院以六十对三十六的票数通过了他的任命。
冈萨雷斯和布什总统的关系渊源深厚。最近几年来，华盛顿一直传说，一旦最高法院有了空缺，非冈萨雷斯莫属。那么为什么保守派要反对冈萨雷斯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怀疑冈萨雷斯有可能支持堕胎权。法庭记录显示，冈萨雷斯多年前在德克萨斯州当法官的时候，曾经支持一名十七岁的女孩无须经过父母认可便有权堕胎。这就犯下了保守派的大忌。保守派曾经希望，一旦奥康纳退休，反对堕胎权的布什总统将会任命一位保守的大法官，这样最高法院支持堕胎权的五比四就正好倒了过来。保守派担心，还不到五十岁的冈萨雷斯会在今后二十多年里面成为最高法院中支持堕胎权的坚定势力。
其实，作风谨慎的冈萨雷斯并没有向外界明确地表示过他在堕胎权问题上的观点，上述那桩判决也不过是十多年前一个不起眼的小案件。但是，这个判决却很可能体现了冈萨雷斯本人内心深处的想法。而最高法院大法官不受行政权力约束，这时他们个人的政治宗教信仰及其对法律制度的理解就会在他们的决定中起关键的指南作用。比如，最高法院当今的自由派大法官之一斯蒂文斯就是由共和党的福特总统任命的。起初人们都以为他很保守。殊不知，到了最高法院的宝座上，这位老先生却一年比一年更加倾向于自由派立场。当初支持他的保守派也拿他无可奈何。
在最近的这些天里，冈萨雷斯的真正信念已经成了华盛顿政界和新闻界最爱揣测的题目。笔者询问了一位在美国司法部担任高级职务、与冈萨雷斯接触颇多的人。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指出，冈萨雷斯出身下层，对普通人民的疾苦有很多的了解，不是那种一味固守宗教信条、不通情理的顽固人物。
“我只能这样说：如果他进入最高法院，并且在许多问题上转向自由派立场，我不会感到奇怪。”
看来，保守派的人们也很明白这一点。
民主党发话：小心无限制讲演
民主党人对多年来在布什身边出谋划策的冈萨雷斯自然没有太多好感。但是，如果冈萨雷斯获得提名，民主党人大约不会激烈反对。参议院立法委员会一位民主党的助理对笔者分析说，布什如果提名出身拉丁族裔的冈萨雷斯，将获得人数越来越多的拉丁族裔的欢心。如果民主党人反对，就会招来拉丁族裔的恶感。而拉丁族裔的票数，过去大都是投给民主党人的。
但是如果布什总统提名一位反对堕胎、反对种族平权、反对政教严格分离的极端保守派的话，参议院中的民主党人便绝对不会甘休。参议院立法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议员帕特里克∙雷西以及外交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议员约瑟夫∙拜登已经对媒体暗示，如果一个“不恰当”的人获得提名，参院中的民主党人就有可能动用他们最后的武器――无限制讲演――来阻挡提名的通过。
“提出一位极端右翼的候选人和提出一位极端左翼的人物一样，都不会带来国家的团结。在这种情况下，国会听证期间就会出现激烈的争执。”雷西对媒体这样宣布。
看来，民主党人决心不在大法官任命这一重大决定上向布什政府妥协。如果一位极右翼候选人得到提名，参议院中四十多位民主党议员轮番进行无限制讲演，整个参议院的工作就有可能陷于停顿。这恐怕是民主、共和两党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阿巴斯访美的突破--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阿巴斯访美的突破

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主席先生，我们将站在你的一边，支持你向腐败开战，支持你改革巴勒斯坦的安全体系和法律制度以及恢复经济的措施。主席先生，你已经给了这个艰难的旅途以新的开端。每天人们都需要你的勇气和领袖智慧。在这个旅途中，我们将自始至终和你在一起。”
五月二十六日，美国总统布什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在白宫的玫瑰园会见媒体，布什当众对阿巴斯说了上述这番话。
阿巴斯对布什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暴力事件目前已经降到了四年以来最低的水平。“我们决心要将这一稳定局面保持下去。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将尽最大的努力去改革我们的安全体系。”阿巴斯对布什作出了如是承诺。
阿巴斯这次访美，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却在美国和巴勒斯坦关系的发展中写下了新的一页。
金钱和信任的突破
最能体现阿巴斯这次访问成功的，是他从美国人手里得到了五千万美元的直接援助。这笔钱将用来在以色列人即将撤离的加沙地带修建住房和基础设施。这是布什政府上台以来给予巴勒斯坦人最大的一笔直接援助。白宫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对阿巴斯的信任，实在是非同寻常。
美国这些年来给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援助的拨款项目不在少数，但是绝大部分的钱并没有给到巴勒斯坦人手里。国际上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监督机构不断发布报告，揭露自治政府内部的种种贪污腐败现象，使得掌握着美国钱袋的国会拨款委员会不肯将援助款项直接交给巴勒斯坦人。去年一年，美国总共给予巴勒斯坦人一亿两千七百万美元的援助，但都是通过联合国或者其它非政府机构来进行的。巴勒斯坦人为此愤愤不平。
不过，在巴勒斯坦官员中，阿巴斯却是在经济上能够赢得公众信任的少数人之一。二零零三年，在阿巴斯担任自治政府总理期间，美国曾经交给他两千万美元的援助款项，并对这笔款项进行了严格的财务监督。结果，最后出来的财务报告指出：“每分钱都能按照计划使用并且都有账可查。”
阿巴斯二零零三年三月担任政府总理，与当时的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一直意见相左，只好在同年十月份辞去职务。虽然如此，他还是以温和的政治立场和廉洁的作风赢得了美国的青睐。在阿拉法特病逝之后，得到美国大力支持的阿巴斯赢得了大选，成为新一届的自治政府主席。
白宫敞开大门？
与上一届克林顿政府比较，布什政府在以巴问题上对巴勒斯坦人要苛刻不少。有意思的是，克林顿政府中主持外交政策的有不少犹太人，包括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塞缪尔·伯格。这些民主党的犹太外交事务专家格外关心以巴冲突。他们虽然同情以色列四面受敌的处境，但是出于自由派的立场，也承认并关心巴勒斯坦人的生存和建国权利。他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也取得了有效的成果。
布什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偏向以色列的强硬外交路线占了上风。尤其是九一一之后，反恐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结成了更加紧密的联盟，而阿拉伯世界与美国的关系益发紧张。布什政府二零零零年试图斡旋以巴和平没有成功，白宫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公开表示不信任，并多次拒绝了阿拉法特前来拜访的请求。
阿拉法特的去世和阿巴斯的上台给美国和巴勒斯坦的关系带来了转机。在今年一月的巴勒斯坦大选中，美国明确表示了对阿巴斯的支持。美国国会旋即通过决议，在本财政年度拨款两亿美元以援助巴勒斯坦。这次布什政府将两亿美元中的五千万直接交给阿巴斯，更是给这位温和派领袖在世界舞台上增分。
白宫做到这点，也着实花费了不少力气。掌握着拨款权的国会中支持以色列的强硬派一直不愿意将钱直接交给巴勒斯坦人。在阿巴斯到来之前几天，布什政府一直在国会的共和党领袖中进行游说，直到五月二十五日晚间，也就是阿巴斯到达华盛顿那天，国会才终于同意打开钱包。
温和派的难处
其实，在任何时代与任何地方，温和派领导人都是个不容易充当的角色，在暴力冲突频繁的时代和地区则更加如此。阿巴斯虽然有美国的支持，但是在巴勒斯坦内部却要面对激进的暴力组织哈马斯的挑战，同时还要与以色列在各种细节上讨价还价，以便最终能够实现巴勒斯坦建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巴斯目前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不是别人，正是曾经以强硬派身份上台的以色列总理沙龙。就在阿巴斯访美之前，沙龙刚刚非常低调地到过华盛顿。五月二十四日，沙龙对四千名美国犹太人团体“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成员作讲演。他在讲演中大力褒举阿巴斯，指出在阿巴斯的领导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有可能进入一个“相互信任的新时代”。他又当场重申，在回到以色列之后会马上释放监狱中的四百名巴勒斯坦囚犯。果然，以色列内阁在五月二十九日就批准了这项释放囚犯的计划。
释放囚犯是以巴和平计划的前奏曲，真正重要的步骤，是今年夏天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出的计划。如果这个计划能够顺利实施，以巴之间和平就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沙龙提出这项计划，遭到了国内强硬派的激烈反对，有人甚至对他提出了死亡威胁。为了平衡形象，沙龙在向巴勒斯坦人挥舞橄榄枝的同时，也一再要求阿巴斯采取强硬措施去制止哈马斯针对以色列的暴力行为。沙龙还表示希望美国能够促使阿巴斯作出此类举动。
可是，阿巴斯同样要面对内部的激进派。被美国指控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不像基地组织那样只是少数人的团伙。哈马斯长期在巴勒斯坦经营，控制了许多宗教团体、学校、地方组织，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阿巴斯要想成为名副其实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与哈马斯合作。阿巴斯到美国之前先到过日本。他在那里为自己邀请哈马斯参加近期巴勒斯坦议会选举的做法进行了解释：“如果让他们参与政治决策过程，他们就不会去舞刀弄枪了。”同时，阿巴斯也要求以色列人停止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并尽快重新启动以巴和平路线图的谈判。
在以巴冲突中一贯向着以色列拉偏架的布什政府这次破天荒地作出了同情巴勒斯坦立场的姿态。布什告诫以色列“在加沙、西岸、耶路撒冷不要采取有可能影响谈判最终决定的行动。”也就是说，以色列必须停止扩建非法定居点的做法，因为那是和平路线图所禁止的。布什这番话过去曾经说过，但是美国却从来没有明确将耶路撒冷包括在内，因为圣城耶路撒冷早已被以色列人看作是自己不可分割的首都。但是巴勒斯坦人却一直想争取东耶路撒冷的主权，并且设想那里是未来的首都。布什还说，“任何修改一九四九年停火线的决定必须得到（以巴）双方同意。” 这番话让不少以色列人相当吃惊，因为布什总统一年前曾经对沙龙作出许诺，以色列在最终的和平协定中可以保留相当一部分以色列人已经定居的占领区。当然，布什也没有忘记敦促阿巴斯进一步努力制止针对以色列的暴力行动。
看来，布什政府的确有意愿要更深地介入以巴事务。这对于以巴双方的人民来说有可能是福音。

少数派专制？――美国参议院中的无限制讲演

少数派专制？
――美国参议院中的无限制讲演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日

美国国会大多数的辩论和听证会都是对公众开放的。不仅电视上有完全没有经过剪接的转播，有兴趣的普通人如果碰巧在首都，也可以到国会的旁听席上去开开眼界。要是看见参议院中某个议员在台上拿着一大摞稿子在照本宣科，内容却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莫名其妙的废话，那就有可能是遇上了“filibuster”――参议院中的无限制讲演。这种讲演经常会持续上一整天，到台下的所有人统统走光才算了事。碰到这种情况，旁观的人最好还是赶紧走掉，以免浪费时间。
不久前，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弗里斯特将这类讲演称作“少数派的专制”，他发起了一次改革，决心要限制参议院中的无限制讲演。少数党民主党的参议员则起而对抗，号召选民通过写信、打电话等方式，向自己选区的参议员表示支持无限制讲演继续存在。
少数派最后的武器
无限制讲演是美国参议院中少数党议员的最后武器。议员想要否决某个提案，但是又无法获得足够的票数，便用冗长的讲演来拖长整个议会辩论过程，拖到所有议员无法支撑下去，无法进行表决，最终使得议案胎死腹中。
有趣的是，无限制讲演不仅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内容上的限制。台上的议员无论说什么都行。准备进行无限制讲演的议员总是准备好各种材料、报告等等，总之要有足够的内容让他去念上十几小时。曾经有参议员找不到足够的材料，临时拿了本华盛顿的电话簿在台上逐个人名和电话号码念了好几个小时。不管说的是什么，只要讲演不停顿，人不离开讲台，按照规矩谁也不能将该议员逐下去。
议员要进行一次无限制讲演，就如同准备一场严重的体力消耗。滔滔不绝地站在那里说上十几二十个小时固然困难，在这期间不许吃饭、如厕更对人是一场毅力的考验。吃饭问题可以通过喝果汁或者营养汤来解决，可是吃喝越多，就越需要上厕所。所以，讲演的议员往往只好忍着饥饿和干渴。据说，有议员为了解决如厕的问题，干脆跨着老人带的尿布。
在美国参议院的历史上，创造了无限制讲演纪录的是南卡洛莱纳州的斯特朗·瑟门德。这位从一九五四年就进入参议院的保守派议员是个出名的种族主义者。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美国参议院辩论《民权法案》。该法案保障少数族裔与白人享受同等的政治社会权利，特别是选举投票权。以瑟门德为代表的南方种族主义势力决心要阻挡这一法案的通过。但是，反对者在参议院中只是少数。因此，瑟门德便采取了无限制讲演的手段去阻止这一法案的通过。在讲演之前，他先去洗了一趟蒸汽浴，彻底地出了汗，之后带着一些润喉以及营养药物上了讲台。在开宗明义地表示反对这一法案之后，瑟门德开始朗读各州选举报告，读完了之后又开始朗读《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中间，有位议员在他面前放了一杯橙汁，他刚刚喝了一口，下面的助理马上就拿走了杯子，生怕参议员喝完橙汁要去方便。瑟门德的讲演整整延续了二十四小时十八分钟。不过，在他讲演完之后，其他保守派议员并没有照此办理。参议院因此得以通过了这一重要的法案。
无限制讲演的作用
无限制讲演看起来非常可笑，但却是美国政治中各派力量制衡的重要手段。美国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在历史上，多数时候不会由一个党派的势力来控制所有这三个部门。比如在克林顿政府上台之后两年，共和党人就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也经常会出现不一样的多数党。一个保守的政府或者国会也有可能碰上一个倾向改革的最高法院。在那种情况下，权力平衡能够通过行政、立法、司法三个部门以及国会上下两院来实现。无限制讲演通常只是个别议员为了通过某个具体的议案――比如为本选区争取一笔拨款――而采取的措施。由于冗长的无限制讲演会堵塞参议院的整个立法程序，多数议员往往会对这些个别议案作出让步。但是，碰到像《民权法案》这样重要的议案，多数派的议员们就不肯妥协了。
今天的美国却出现了历史上很少见的一个政治格局：白宫与国会上下两院都为共和党所控制，最高法院也倾向于保守。在这种情况下，像无限制讲演之类少数派手中的武器的重要性就凸现了出来。
第二届布什政府就任之后，总统着手任命一批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美国的法官是终身制。一旦就任，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比如犯了罪――就可以永远在这个位子上坐下去。联邦上诉法官对法律的解释以及作出的裁定将对美国社会的趋向产生关键性的影响。例如，在植物人夏沃生死的决定上，保守派的法官有可能裁定不得拔去进食管，而自由派的法官对法律则会有不同的解释。由于美国司法制度中的援引以往判决的做法，这些案件的结果又会影响到未来案件的裁定。因此，法官的人选在社会发展方向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布什政府可以说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方面最保守的政府，因此布什任命的法官自然也都是保守派人物。
总统任命的法官必须经过国会多数票认可。以共和党目前在上下两院的多数，民主党人要想推翻布什的任命，就只剩下了无限制讲演等少数几个武器。在最近几个月时间里，参议院中的民主党籍议员利用无限制讲演封杀了布什总统提名的二百二十九位上诉法官中的十位。这是弗里斯特参议员决心要限制无限制讲演的起因。
共和党的提案
根据弗里斯特的提案，参议院只需要简单多数的同意就能够中止有关总统提名的辩论，而原来的规则却需要六十名参议员的同意。目前美国参院有五十五名共和党，四十四名民主党，一名倾向民主党的独立人士。如果弗里斯特的提案得以通过，少数派将失去无限制讲演这一重要武器，国会就有变成白宫的橡皮图章的危险。
为了号召选民来参与阻止弗里斯特的提案，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们从四月二十六日开始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示威活动。弗里斯特是普林斯顿一九七四届的毕业生。他的家族在校园里捐助了一座大楼。学生们在这座大楼面前摆开了摊子，轮流在那里进行“无限制讲演”。他们还开通了一个网站（www.FilibusterFrist.com），让外人可以通过网站来观看他们的表演。普林斯顿所在的新泽西州有两位众议员也在周末参加了这一活动。其中一位议员帕罗恩带着自己十岁的孩子，到那里去念了一大段儿童故事。帕罗恩接着对围观的人群道出了无限制讲演的真正意义：“如果少数人的声音得不到反映，半个国家的人就等于被剥夺了选举权。”

反恐战争与帝国的傲慢――专访前美国中央情报局拉登专案组负责人麦克·朔伊尔

反恐战争与帝国的傲慢
――专访前美国中央情报局拉登专案组负责人麦克·朔伊尔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在二十一世纪短暂的几年中，有谁必定称得上是改变了世界历史的人物？答案是：恐怖主义分子本·拉登。在西方人里谁最了解拉登？答案是：麦克·朔伊尔。
朔伊尔，美国中央情报局资深分析员，一九九六至九九年担任中情局拉登专案组组长，被公认是美国最了解拉登的人。他在二零零二与零四两年里，连续以“无名氏”的名义出版了两本有关反恐战争的书籍：《通过敌人的眼睛来观察：拉登、激进伊斯兰、以及美国的未来》，《帝国的傲慢：为什么西方正在反恐战争中失败》。这两本书在美国受到广泛注意，后一本还登上了《纽约时报》的最畅销书榜。
二零零四年底，朔伊尔离开工作二十二年的中央情报局并向公布了自己的身份。随后，他在世界许多大媒体露面，猛烈地批评美国政府反恐战争的理念以及策略。
不久前，我有机会见到朔伊尔。他很高兴地对我说，《帝国的傲慢》一书已经被译成了中文，很快就要出版。四月二十七日，我请他来到我的办公室作一次正式的访谈。
美国政府没有对人民说明真相
我首先问朔伊尔，是什么促使他去写出上述两本书。
“因为我们的领导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没有对人民说清楚真相。或者是他们自己就不清楚真相到底是什么。克里先生也罢，布什先生也罢，对人民说恐怖分子之所以憎恨我们，是因为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对待妇女的态度。事实上，恐怖分子们真正攻击的是我们的外交政策。如果美国人不能够面对这一现实，就没有办法打败恐怖主义。”
他说，在过去这几年里，美国各大民意调查机构在穆斯林国家作的调查统统反映了这样两个相反的倾向。一方面，这些国家的人民百分之八、九十都痛恨美国的外交政策；同样在这些国家里，绝大部分的人民却表示欣赏美国人、美国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特别是在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都认为，世界在拉登掌握下要比在布什手中更加安全。数以十亿来计算的仇恨美国外交政策的穆斯林中间，只要有很少一部分拿起武器，美国的麻烦可就大了。
阿拉伯世界的专制政府是真正的祸根
为什么美国的外交政策那么让穆斯林世界痛恨呢？对穆斯林世界的历史深有研究的朔伊尔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说，目前美国存在一种普遍的误解，就是认为阿拉伯专制国家继承的是穆斯林世界的政治传统。如果真是如此，拉登的基地组织或者阿富汗的塔利班又有什么理由以维护伊斯兰传统的名义来推动自己的政治运动呢？
朔伊尔指出，阿拉伯世界的专制政权，包括伊拉克的萨达姆、埃及的纳塞尔、沙特阿拉伯的王族等等，实际上采用的基本上是欧洲传来的专制制度。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很大。这些专制政权深为本国人民所痛恨。可是，美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和世界政治中的平衡，却经常支持这些政权，因此也遭到那里的人民的仇视。“美国人以为穆斯林世界误解了我们的好意。其实他们比我们自己更清楚：我们侵入他们的土地，亵渎他们的圣地，拿走他们的石油。他们最恨的，就是我们支持那些所谓的盟国，也就是那些暴君和警察国家。”
我向朔伊尔提出了一个长久困扰着我的问题。九一一劫机的十九名恐怖分子中有十五名沙特人。如果换了别的国家，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必定会不依不饶地对这个国家进行指控。但是，舆论也好，政府也好，似乎偏偏将沙特阿拉伯给忘记了。为什么呢？
“华盛顿有两个最强大的外国游说集团，一个是以色列，另外一个就是沙特阿拉伯。沙特恐怕比以色列下的工夫更多。他们雇佣了不少曾经当过政治家、大使、高级官员的美国人来为他们游说。”朔伊尔回答道。
拉登是个什么样的人
朔伊尔从八六年至九二年曾经以中央情报局官员的身份负责与阿富汗的“穆扎希丁”（圣战战士）打过不少交道，其中许多内幕他至今不能向外透露。于是，我请他大致谈谈对穆扎希丁特别是拉登的总体印象。
“当美国人今天谈到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时候，总是将他们说成是犯罪团伙、杀人犯、精神病人等等。很少人去涉及宗教动因，因为我们害怕担上冒犯伊斯兰的罪名。其实，不久前西方人还认为为上帝而死是件光荣的事。”他说，穆扎希丁的领导人是一些很值得重视甚至尊敬的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战。同时，他们却也非常蛮横、残酷。总的来说，他们是些出色的战士。
伊斯兰教及其漫长的历史给这些穆斯林战士带来的，是惊人的耐心和对历史的长久期待。八十年代末，朔伊尔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参加完一次阿富汗穆扎希丁的会议之后，看到他们挂出的一幅阿富汗地图。在阿富汗周围属于苏联的地区上面标明的是“暂时被占领的穆斯林地区”。他问一位穆扎希丁领导人这是否在开玩笑。对方严肃地回答说：我们虽然到不了那里，我们的孙子、重孙一定会打到莫斯科。这种源于宗教的信念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朔伊尔接着指出，拉登本人就是在一个宗教气氛及其浓厚的家庭里长大的。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建筑工程，因此身上兼具宗教人物的信念和现代工程师的效率。基地组织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来自于阿拉伯世界的中上层家庭，受过非常好的教育。他们不是贫穷和愚昧的产物。他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样的人才有使命感。
朔伊尔批评说，美国的领导人不理解也不想理解伊斯兰极端分子。将这些人简单地说成是杀人犯不仅容易，而且更适合他们的政治目的，要动员美国人将自己的青年送上战场也更容易。否则，有哪个美国家庭会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为维护沙特阿拉伯政府或者为石油去打仗呢？
中央情报局的地位
朔伊尔担任的职务，属于中央情报局身份公开的分析人员。九一一之后，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失误，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指责。我问他，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他说，在冷战期间，中情局的分析人员以及收集的情报对于政府决策有很大作用。但是，冷战之后，中情局地位一落千丈。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布什的白宫，对情报都不甚重视。在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情况下，他们觉得自己想做什么都行。中情局的情报往往成了他们为自己既定政策辩解的籍口，而不是制定政策的参考和依据。他之所以写书，很重要的因素也是想要对政府决策有点影响。可惜，尽管他的书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但是政府的决策官员对他的批评却无动于衷。
朔伊尔说，他写的两本书都没有采用任何中央情报局的内部资料。在出版之前，中情局的审查部门逐字逐句地大海捞针，也找不到一点必须删除的地方。不过，第一本书写成的时候是在九一一之前，因为书里面引用了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说，中情局的审查机构不想让书出版，据说是害怕触犯了穆斯林世界。九一一过后，出现了大量关于伊斯兰文化的书籍，中情局也就放了这本书一马，但是不许作者用自己的名字和中情局的头衔。直到朔伊尔在二零零四年十一月离开中情局之后，他的身份才得以公开曝光。

博尔顿的难关--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博尔顿的难关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四月十九日，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宣布：该委员会决定推迟就布什政府任命的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的投票，因为委员会需要三个星期的时间来调查一些列对博尔顿的指控。该项投票本来计划在当天举行。
这项宣布大大出乎布什政府的预料。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立即表示，总统依旧毫无保留地支持博尔顿。至于对博尔顿的指控，麦克莱伦说，那不过反映了“华盛顿丑恶的、不幸的一面。我们坚信他的任命会得到通过。”
虽然如此，媒体纷纷猜测，博尔顿的任命很可能会泡汤。因为不仅外交委员会中的民主党成员一致反对，而且其中三名共和党参议员也表示了怀疑态度。如果这些共和党议员倒戈，博尔顿的联合国大使就当不成了。
国会的任命权
美国政府三权分立，其中相互间交道打得最多的就是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也就是国会和白宫。国会对白宫的制约很大程度体现在国会有权否决总统提出的政府高级官员人选。博尔顿的任命正在经历国会这一关。
在美国庞大的行政机构中，各部门的官员分为两种：职业的文职人员和总统任命的官员。文职人员无论职位有多高在理论上都与党派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文职人员照旧工作。这保证了美国行政体系的延续性。总统有权任命的只限于高级官员。这些官员随着政府的更换而更换。华盛顿的房东们都知道，每四年都会有一大批房客离开，也会有一大批新房客进来。特别是不同的政党上台的时候，大概百分至七八十的高级官员都得走人。这些官员通常都会很自觉地在新政府上台的时候辞职。不过，也有因为政治上的考虑而拒绝离去的。我有一位朋友曾经在卡特政府中担任环保部门的高级职务。卡特的继任里根在竞选时曾经声称环保部门无用，所以在里根上台后他拒绝辞职，硬是等到白宫请他走人。
总统任命的高级官员都必须经过国会批准。批准的过程是，国会相关的委员会首先举行听证，考察被提名人的资格、能力、历史等等。委员会投票通过之后，向全体国会议员提出推荐，这就基本上等于是通过了。
由于国会各个委员会党派成员的比例是由议员人数来决定的，所以多数党在每个委员会中都有足够的控制。比如这次负责听证的参院外交委员会，就是由十名共和党和八名民主党议员组成的。其中，民主党的议员包括了上次总统大选的候选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克里。美国外交部门所有高级官员的任命，都要由这个委员会来把关。
共和党议员的疑问
对于博尔顿的任命，外交委员会中的民主党人早就表示了反对。共和党议员中间，第一个对该项任命提出疑问的是林肯·查菲。这位来自罗德岛的参议员早就表示，他如果同意博尔顿任命的话，也是“非常勉强”。四月中旬开始就博尔顿的任命的听证开始后，查菲又发表讲话，说自己“越来越不愿意投下同意票。”查菲给出的理由，是他希望彻底调查最近传出关于博尔顿对下属滥用权力以及处理情报时不负责的做法。另外两位共和党籍参议员内布拉斯加州的黑格尔和俄亥俄州的沃诺维克也表示了类似的意见。这三位中有任何一位投下反对票，就会在委员会中出现九比九的纪录，从而可能阻止博尔顿的任命。
这几位共和党参议员给出的理由，是在听证会过程中，国务院两位曾经在博尔顿手下工作的官员作证说，博尔顿在担任负责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期间，博尔顿经常按照自己的意愿向国务卿提交或者隐瞒情报。如果情报不对他的胃口，博尔顿甚至有可能向情报和分析人员大发雷霆，甚至要设法将人开除。曾经担任国务院情报和研究部主任的卡尔·福特在听证会上描述了他与博尔顿的一次冲突。那是在二零零二年五月，博尔顿准备在保守的传统基金会作讲演。他在讲演稿中提到，古巴正在秘密进行生化武器试验。但是专业情报分析员克里斯汀·韦斯特曼不同意这一说法并向博尔顿指出。博尔顿当场咆哮大怒，将该分析员骂得抬不起头来。福特当着所有参议员的面将博尔顿形容为“一个典型的媚上欺下的家伙”（a quintessential kiss-up, kick-down sort of guy），是个“终日滥用权力者”，并说“除此之外我找不到任何别的词来描绘这个人。”
在听证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对博尔顿的许多指控。有位曾经在美国国际发展总署（USAID）工作的妇女给国会写信，说一九九四年博尔顿在给一个与吉尔吉斯坦共和国有关的项目担任律师时，曾经因为一点冲突在莫斯科的旅馆中追着她叫骂，还向她投掷东西，等等。
事实上，博尔顿为人粗暴、独断专行，在美国国务院和华盛顿外交界早就有了名声。他当年的上司国务卿鲍威尔和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没少吃他的苦头。仗着他与副总统切尼以及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亲密的关系，博尔顿经常向白宫打鲍威尔的小报告。在鸽派的国务院和鹰派的国防部有所冲突时，博尔顿也总是站在鹰派一面。因此，当他获得白宫的提名时，五名曾经在共和党政府中担任国务卿的人公开表示支持，但是偏偏没有他原来的顶头上司鲍威尔。
博尔顿的做法让布什政府中其他的要员也感到最好敬鬼神而远之。在布什连任获得成功后，博尔顿曾经一度为自己游说国务院中赖斯副手的地位。但是据说赖斯对他整鲍威尔的纪录很是敏感，于是干脆推荐他到联合国去，免得留在国务院给自己找麻烦。
从上述这些情况看来，那几位共和党参议员对博尔顿的为人和作风感到不放心的确有充足的理由。
单边主义的先锋
民主党的反对理由当然就更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他们认为博尔顿如果去当驻联合国大使，必将会进一步恶化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确实，如果说美国的外交部门有谁在世界上显得最为霸道，那第一名恐怕非博尔顿莫属。
在负责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的任上，博尔顿一手拆除了冷战时代建立的武器防不扩散体系。他在二零零一年五月上任，到这年的十一月，美国就不顾世界反对，宣布退出一九七二年和苏联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并且提出了新的《防扩散安全提议》（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该项提议敦促国与国之间结成伙伴关系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并让各参与国有权扣留和搜查有“扩散嫌疑”国家的船只。这一提议主要针对的是朝鲜和伊朗，也就是布什政府说的“三个邪恶国家”中的两个。博尔顿还坚决反对美国参与国际刑事法庭公约。
博尔顿的强硬甚至往往到了不顾外交礼节的地步。二零零三年，他作为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参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在会谈期间，他公开形容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是“专制暴君”，朝鲜人民的生活是“地狱般的噩梦”。朝鲜方面的发言人以牙还牙，说“这个人类的渣滓和吸血鬼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谈判。”为了避免谈判出现进一步的僵局，美国政府只好让博尔顿回国了事。
自从博尔顿获得提名以来，人们听到最多的还是他对联合国的种种抨击。在一九九四年的一次公开会议上，博尔顿曾经将联合国描绘为一个“巨大的、生锈的超级官僚机构”，说如果纽约联合国总部三十八层的大楼少了十层，对世界也根本不会有影响。他还坚决法对联合国在刚果的维持和平行动，而刚果国内的暴力冲突已经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
至于美国在联合国的作用，博尔顿认为美国应该有当之无愧的支配权。他甚至在电视台采访时公开宣称，美国应该是联合国唯一的常任理事国，因为那样才反映了当今世界真正的力量对比。
难怪，不仅民主党人反对博尔顿的提名，大批职业外交官和学者对布什政府的人选也表示不以为然。
为白宫立下的汗马功劳
既然如此，为什么布什政府偏偏要挑选博尔顿呢？除了意识形态吻合的因素之外，博尔顿为布什政府立下过不少汗马功劳。
在二零零零年大选佛罗里达点票出了问题之后，民主党要求重新点票。博尔顿作为一位资深律师，是为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出谋划策的主要军师之一。十一月七日选举结束的时候，博尔顿正好在韩国出差。听到佛罗里达需要重新点票的消息之后，他马上飞到那里，参加了共和党的律师队伍。十二月九日，当最高法院的判决下来之后，正是博尔顿跑到佛罗里达首府塔拉哈西的点票站大声宣布：“我是布什－切尼班子的人。我到这里来停止你们的点票工作。”就凭这一点，布什总统就要欠他的情。
在副国务卿任上，博尔顿成为鸽派占上风的国务院中独树一帜的鹰派，处处和国务卿鲍威尔过不去，硬是推行了一系列强硬的外交政策。这点功劳也不算小。
预计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中，白宫将会对参院外交委员会中几位动摇的共和党议员施加压力，以通过博尔顿的提名。而反对博尔顿的势力则会继续加强在媒体中的声音。最终的结果目前还很难预料。

赫什最近在干什么？

赫什最近在干什么？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赫什最近在干什么？在最近这一年里，这是华盛顿政界和新闻界的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布什政府最讨厌的美国人，不是上次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对手参议员约翰·克里，也不是下届可能的对手希拉莉·克林顿，甚至不是花费数千万美元去资助民主党的金融大亨索洛斯，而是单枪匹马的《纽约客》的记者希莫·赫什。自从去年赫什揭露出美军在伊拉克虐待囚犯的丑闻以来，他再次在美国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之所以说是“再次”，那是因为赫什作为调查记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让美国政府头疼。从一九六九年揭发出美国军队在南越的美莱村屠杀了五百多人的血腥事件，到八十年代披露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推动中央情报局参与策划推翻智利的阿连德政府，再到最近挖掘出虐囚事件，赫什可以说让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吃尽了苦头。布什政府中大大小小的鹰派人物一有机会就攻击他，甚至总统本人也亲自出马，公开指责赫什“撒谎”。布什的外交顾问理查德•帕尔甚至宣布：“美国新闻界里面要是有谁称得上是恐怖分子的话，那就是西莫•赫什。”可见白宫对赫什憎恨到什么程度。
讨厌也罢，憎恨也罢，布什政府却不能对赫什置之不理，因为他每发表一篇调查报告，就有可能引起一场政治地震。所以，华盛顿政界中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在紧密注视赫什的动向。
这也是为什么三月十四日晚间，我在一次座谈会之前见到与我曾经有数面之交的赫什后，立即就向他提出了上述问题。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赫什挤了挤眼，笑着回答，“我想思考清楚布什总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可是全世界的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呀，”我说。他答应，在座谈会上一定会详细解释他的想法――他是这天座谈会的主讲。我又请赫什在讲话中再详细介绍他调查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的经过，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感受。
从美莱到阿布格莱布
虽然阿布格莱布丑闻在一年多以前已经被揭露出来，但是赫什说起来依旧激动不已。他说，五角大楼和白宫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就已经接到关于虐囚事件的汇报，但是他们却什么也没有做，直到一位母亲采取了行动。 “母亲，阿布格莱布能够为外界所知，是母亲们反对战争的结果。”赫什动情地说。
他披露，最早给他提供消息的，是一位从伊拉克战场回来的女兵的母亲。这位母亲看到女儿从战场回来后性格好似变了一个人，本来非常保守的姑娘这时却整天迷恋于在身上刺青，直到浑身盖满了花纹。母亲非常担心，不断问女儿在伊拉克出了什么事，但女儿一点也不肯回答。这位女儿后来找工作离开了家，却给母亲留下了自己的电脑。当母亲的在电脑上不经意地看到一个表明“伊拉克”的文档，打开之后却发现了一大批虐俘的照片。愤怒的母亲将照片交给了媒体，这才揭开了调查的序幕。
“我们目前看到的，还不是事件的全部，”赫什说，在消息曝光之后，许多军人私下里对他说，实际情况比披露出来的还要严重许多。
“出了这种事情不能怪罪士兵，”赫什指出，“一帮十几二十岁的孩子，你把武器交给他们，把一批‘敌人’交给他们管，告诉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最后还能有什么结果？”多数的士兵出身于下层的穷人家庭，其中黑人和拉丁族裔的比例很高，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被训练得只会按照上级命令行事。赫什举例说，有位海军特种部队的士兵给自己的父亲传过去一批虐俘的照片，并对父亲说，士兵们都得到来自上级的暗示，就是对俘虏无论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不弄死他们就行。
赫什认为，伊拉克虐俘事件与越南战争期间的美莱大屠杀事件基本的原因是相似的，就是美国政府对当地的人民发动了战争。他说，在调查美莱事件期间，他曾经到中西部一个偏僻的养鸡场去采访一位士兵的母亲。这位贫穷的妇女年龄只有五十岁，但看上去却像是七十岁，被生活折磨得不成样子。当时她用颤抖的声音对赫什控诉说：“我交给他们一个好孩子，他们却还给我一个杀人犯。”
赫什觉得，如今的美国人和越南战争期间相比，对参战的士兵有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当初越战士兵回国的时候会被大批示威者包围，会被扔臭鸡蛋，会被骂作杀人犯。但是今天反战人士已经不会这样对待士兵了。当今反战运动的目标集中对准的是政府，这是美国最近几十年的重大变化。
布什总统的战争
赫什认为，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布什总统及其政府并不是像许多人分析的那样，目的是为了中东的石油。布什的确是真心实意地希望在中东推动民主化。问题在于，布什完全没有看到他的民主化理念和发动战争之间的矛盾。民主化不是能够用战争来推动的。
那么，伊拉克大选的成功是否证明了民主化有可能通过布什的道路来实现呢？赫什批评这样看的人是目光短浅。他说，在伊拉克大选之后，民主党内部一片惊慌。许多人觉得，布什在伊拉克打赌已经打赢了。但是，军队里了解内情的人却一点也不乐观，因为伊拉克的烂摊子根本没法收拾。如今伊拉克的抵抗武装此起彼伏，都是原来复兴党的成员在参与组织。伊拉克政府内部充满了不喜欢美国的人，总理阿拉维只能够完全依赖美国。而美国人却又得不到关于抵抗组织的准确情报。他推测，今年夏天伊拉克的情况会进一步恶化。不过，到时布什政府一定会对美国人民保证，只需要再过一段时间，情况一定会好转。
而伊拉克只不过是整个中东和穆斯林世界问题的一部分。在赫什看来，战争胜利根本无法改变那些社会的基本状况。比如阿富汗，到现在又变成了世界的主要鸦片产地。
赫什指出，基地组织的重要性被布什政府严重夸大了。其实，基地在穆斯林世界里本来是个不怎么重要的角色，只是碰巧取得了九一一恐怖袭击的成功。但是冷战之后的美国需要敌人，需要一个希特勒，而拉登则是个方便的目标。基地根本没有办法和黎巴嫩的真主党那样大规模、有群众基础的恐怖组织相比。一旦真主党之类的组织大规模介入与美国对抗，中东的情况就更危险，世界也就更不安全。
那么，布什在中东到底要干什么呢？赫什说到这点，就开始有了哲学家的味道。他相信，布什是个有信念、有理想的人，坏就坏在这一点上。布什根本不会在乎伊拉克战争中有多少人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无论死多少人，布什都要改变世界，这就是他的使命感。他自己真相信，他身边的人也相信，而且最后说服了多数美国去相信。全过程有点像邪教的发展。
正因为如此坚信自己的使命，布什才一概不听来自情报部门的人和劝阻，在战争问题上一意孤行。赫什在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告诉他，中情局的人在过去几年中有非常不愉快的经验。凡是不符合布什政治需要的报告，统统被总统搁置一边。白宫不断督促中情局给出“适当”的情报，弄得中情局的工作人员很是被动。在布什看来，外界传出任何不利于伊拉克的消息都是因为美国的公关没有做到家，而不是决策上有什么问题。
有人问，美国历史上是否有哪个总统能够和布什比较，赫什觉得找不到。他认为，即使是观念上非常保守的里根，在国际事务上也是非常实际的。像布什这种完全无视现实的总统还真是史无前例。
伊朗：下一个目标？
今年一月，赫什在《纽约客》上发表报道，指出布什政府已经制定好了袭击伊朗的计划，最早甚至有可能在今年开战。白宫和五角大楼都作出了强烈反应，坚决否认有这么回事。这里面实情究竟如何？在座不少人都提出了这个问题。
“发表这类预测性的调查报道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事，”赫什笑着回答，“如果你的工作真做到家了，那么你的报道恐怕就错了。”也就是说，如果报道一件事情将要发生，哪怕这件事情已经在计划之中，很可能因为报道出来就搁浅了。
但是赫什强调说，他有确切的消息来源，证明美国攻击伊朗的计划已经非常成熟，绝对不仅仅停留在设想的阶段。他透露，根据来自情报机关的人员的消息，美国已经发现了伊朗境内四百个轰炸目标，其中有几十个已经锁定，包括雷达站、飞机场，特别是核设施。该计划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的阶段，有点像二零零二年伊拉克战争前夕的状况。不过，如果今年夏天在伊拉克的战事不顺利，对伊朗的计划就会推迟。赫什说，整个打击伊朗的计划是国防部的情报部门制定的，很少通过中央情报局，目的是为了逃避国会的追查。而五角大楼中关键的决策人物自然是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副部长沃尔福威茨这两位著名的鹰派。
说到拉姆斯菲尔德，赫什难免流露出一点大不恭敬的意思。他说，国防部里的关系对他诉苦说，拉氏是个非常专断的人，要求下属对他毕恭毕敬，只能以“是，先生”来回答，而不准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一旦说了点意见不同的话，就会被扣上“不与他人合作”的帽子而得不到升迁甚至丢掉工作。
赫什相信，美国如果攻击伊朗，中东、西亚地区的局势会进一步恶化，穆斯林世界和美国的关系也会继续滑坡。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美国试图在中东推进民主制度，而在于美国的战争和非人道行为引起穆斯林世界的敌意。比如根据他的调查，关押在关塔纳摩海军基地的囚犯大约有一半根本就是无辜卷入的平民。他发现，在阿富汗战争期间，根本不懂得当地文化语言的美国军队依靠当地军阀来辨别谁是塔利班或者基地的成员，这些军阀是拿了美国人的钱的。有些军阀为了应付差事，就抓平民充数。甚至有军阀还趁机勒索老百姓。而白宫却一直坚持说，那里面的囚犯绝大多数都参与了恐怖组织。
对于在野的民主党，赫什和许多美国反战人士一样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他觉得，民主党已经在政治上自我放弃，反战运动必须推选出自己独立的候选人，参加各个级别的竞选来改造美国政治。
赫什传奇
自从揭露出阿布格莱布的虐囚事件以来，作为新闻记者的赫什自己也成了新闻人物。虽然许多没有经历过越战的年轻人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但是赫什已经让五角大楼梦寐不安了将近四十年。
今年六十八岁的赫什出生于芝加哥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在六十年代中期加入新闻界，很快成为美联社驻首都华盛顿的记者。他最先进行的调查项目之一，是国防部的秘密生化武器计划。通过调查，他发现美军在越南战场使用一种名为“橙剂”的毒气，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越南战争的深入报道。
一九六九年，已经离开美联社去当职业撰稿人的赫什通过五角大楼的关系探听到消息，说有个名叫威廉•卡利的美军中尉将会因为在越南屠杀平民而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顺着这个线索，赫什发掘出来美国军队在越南一个名叫美莱的村庄屠杀了五百名平民的消息。他那篇关于大屠杀的报道被全世界广泛转载，同时导致了美国国内舆论对战争由多数支持转为普遍谴责。美莱大屠杀的公布成为越南战争的转折点，赫什也因此获得了七零年的普利策新闻奖以及“越战终结者”的称号。
从此以后，赫什就成了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等等机构的眼中钉。尽管这些机构永远给他吃闭门羹，赫什偏偏在那里面人脉兴旺。许多对现行政策不满的人都悄悄地对他透露消息。赫什自己也非常注重保护线人，从来不肯随便透露他们的名字。所以，他的报道中包括了大量不具名的消息来源。不过给赫什当线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用说害怕被上司知道丢饭碗，而且会被赫什不分日夜纠缠不休。一位中情局前工作人员回忆说，他自己就经常星期天清早被赫什从床上揪起来。这位情报人员养了只专门爱翻垃圾堆的狗，于是就管这只狗叫“赫什”。幸好赫什倒也不生气。
因为报道伊拉克虐囚的消息，赫什去年又获得了一些重要的新闻奖项。但是，在这一场不同的战争里面，他已经无法再起到“战争终结者”的作用了。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希莫•赫什：追踪黑暗的人

希莫•赫什：追踪黑暗的人

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日

美国军队在伊拉克虐待战俘的照片连日来占据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让本来就缺乏国际支持的伊拉克战争更加不得人心。美国国会大怒之下，匆忙举行听证会。面对国会与公众舆论，平日专横跋扈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头一次看上去有几分狼狈，连连解释说国防部正在密锣紧鼓地调查事件。军方也马上宣布要在伊拉克对参与虐俘的士兵进行公开的军事法庭审判。但是，在美国公众有大约一半人反对对伊拉克的战争的情况下，在野的民主党不依不饶，发誓要将对军方和情报部门的调查进行到底。尽管布什总统一再给拉姆斯菲尔德打保票，一些民主党籍议员已经要求国防部长引咎辞职。

最先爆出虐俘新闻的是美国三大广播公司之一的哥伦比亚的新闻节目。但独家详细报道了虐俘的细节并且将大量照片曝光的却是《纽约客》杂志，写文章的记者是美国新闻界里面大名鼎鼎的希莫•赫什。

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战争开始之后不久，我到华盛顿一位朋友家做客。刚刚坐下一会儿，门外风风火火地闯进来一位看上去五十多岁的男子，进来之后也不管周围有什么人就冲着主人说：“我已经找到关于穆萨维的新证据了！”

穆萨维，就是被美国情报部门称作“第二十名劫机犯”的摩洛哥人。根据这位来客的说法，穆萨维根本不可能与九一一的劫机分子属于同一伙人，不仅因为他根本不会说阿拉伯语，而且其它证据也显示这位法国籍的摩洛哥人并没有参与策划恐怖行动。

等来客的话告一段落，主人笑着对我介绍说：“这是我的邻居塞，他和你一样爱捣乱。”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希莫•赫什，朋友们都管他叫小名“塞”(Sy)。 如果说美国新闻界有什么人最让布什政府讨厌，那恐怕非赫什莫属。布什总统亲口对媒体表示，赫什的报道“谎话连篇”。白宫对穆斯林世界政策的主要策划人之一理查德•帕尔不久前被赫什爆出利用影响国家政策的机会为个人营私的黑幕。帕尔气得在电视上咬牙跺脚地骂道：“美国新闻界里面要是有谁称得上是恐怖分子的话，那就是希莫•赫什。”帕尔宣布，如果有哪个律师愿意为他上法庭打官司，他就上法庭去控告赫什诽谤。美国想出名想赚钱的律师何止百万，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敢出头去打这场注定要输的官司。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对言论自由保护得可是严实。

九一一以来，赫什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系列调查报告，专门揭发白宫和五角大楼在反恐战争中违反人权和国际准则、利用反恐来扩大共和党在国内政治势力的勾当。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来，赫什在调查报告中披露了布什政府如何在有关伊拉克武器的情报上大耍花招，欺骗美国国内与世界舆论，以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内幕。（见“The Stovepipe”，《纽约客》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号。）赫什还猛力批评布什政府将主要军事和情报力量投入对付伊拉克，从而忽略了仍然在阿富汗进行的真正的反恐战争，招致塔利班势力在阿富汗卷土重来。（见“The Other War: Why Bush’s Afghanistan Problem Won’t Go Away”,《纽约客》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二日号。）在揭发出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伊拉克囚犯的丑闻之后，赫什乘胜穷追猛打，在五月二十四日号的《纽约人》上再次发表题为《灰色地带：五角大楼的秘密计划如何来到阿布格莱布》的深入报道，揭露虐待囚犯的计划是由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亲自批准的。五角大楼赶紧发表声明，指责赫什“胡说八道”。不过，经过了这番虐俘丑闻，天知道还有多少人会相信国防部的话。

赫什与五角大楼为敌的历史已经有将近四十年。他的新闻生涯开始于六十年代初在芝加哥地区从事本地的犯罪与法庭报道，从中积累了如何通过建立私人关系来追踪消息的经验。六十年代中期，赫什转到华盛顿在美联社当记者，盯上了国防部的秘密生化武器计划。但是，美联社的编辑对赫什的报道不感兴趣，大笔一挥将他的长篇文章砍掉了百分之八十。赫什一怒之下离开了美联社，写了一本长达三百五十四页的书，题为《生化战争：美国的秘密武器库》。其中一章专门揭露美国军队如何在越南战场上使用生化武器。赫什就此开始了对越南战争的调查。

一九六九年，赫什通过五角大楼的关系探听到消息，说有个名叫威廉•卡利的美军中尉将会因为在越南屠杀平民而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新闻记者的直觉告诉他，这里面隐藏着重大的事件。赫什一路追踪来到乔治亚州的军事监狱，找到了即将受军事法庭审判的卡利中尉。几遍询问之下，卡利中尉便竹筒倒豆子，将事件经过作了一番交待。

卡利中尉在步兵中担任连长。他所属的步兵第十一师在六七年十二月被派到越南。六八年三月，该部队遭遇越共的伏击，死了一些人。正在这时，卡利连队被派到广义省的美莱地区清剿越共游击队。他们知道，游击队得到当地村民的保护与支持。在摸不到游击队踪影的情况下，美国士兵便拿当地人民出气。卡利中尉一声令下，士兵们对村民展开了大屠杀。老人、妇女、小孩，甚至母亲怀抱中的婴儿都难以幸免。在屠杀过程中，士兵们还犯下了折磨抓来的人和强奸妇女等等罪行。报告的村民死亡人数最低的数字也有三百四十七人，最高为五百零四人。屠杀现场惨不忍睹，连在场的南越军官也看不下去。 如果不是在屠杀进行的时候正好有架美军直升机经过，屠杀的规模还不知道会扩大到什么程度。这架武装直升机上的指挥官汤普森看到地面上的屠杀现场，立即降落，命令卡利中尉停止杀人。直升机上的两名重机枪手即时将枪口对准了卡利的部队。汤普森下令美国军队撤出该村，大屠杀才算告一段落。多年后，汤普森与两名重机枪手因为这次拯救村民的行动被美国国会授予战功勋章。

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赫什这篇美莱大屠杀的报道被全世界三十六家报章杂志登载了出来。一个星期之后，克利夫兰的一家报纸独家刊登了美莱大屠杀的照片。 如果说，在越南战争中有什么事件产生了类似于“精神原子弹”的威力，美莱大屠杀的揭露就是一次。

消息传出，世界各地的人民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美国国内舆论也开始从倾向于相信越南是一场维护自由的正义战争转变为谴责军人在越南的暴行。赫什的新闻报道也就这样成了越南战争的重大转折点。许多人甚至认为，越战的结束正是从美莱事件的报道开始的。

美莱的报道面世之后，赫什自然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他乘胜追击，找到了每个事件的证人继续调查，又揭发出来军方掩盖事实真相的大量黑幕。原来，在大屠杀发生之后，第十一师有名士兵给军队高层写信，揭发美国军人对越南平民的暴行。当时派去调查事件的是一位名叫鲍威尔的黑人少校。他在调查报告中写道：“事实上，美国军人与越南人民的关系非常友好。”但是，美莱大屠杀的人证物证均在，要抵赖也不容易。最后，在六九年九月，军事法庭逮捕了卡利中尉，指控他犯了谋杀罪，这才引出了赫什的调查与报道。卡利中尉七一年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但是判刑过后两天，尼克松总统就将他特赦了出来。 三十多年后，当年的鲍威尔少校已经成了布什政府的国务卿，跟着布什不明不白地卷入了一场他不同意的战争，并且再次面临着赫什的报道所引起的政治危机。谁说历史不会重演呢？

赫什因为美莱事件的调查报道获得了一九七零年的普利策新闻奖，从此奠定了他在美国新闻界中的地位。自此之后，赫什算是跟美国那些专门爱从事见不得人的幕后交易的政客以及情报部门摽上了，三天两头就会爆出一点令政府尴尬的消息。在新闻界中，赫什称得上神通广大，关系众多。他在中央情报局的一位朋友回忆说，赫什一旦开始追踪某条线索，不但他自己没日没夜地工作，他的关系线人也不得安宁。他自己就多次大星期天清早被赫什从床上揪起来盘问不休。这位情报人员养了只专门爱翻垃圾堆的狗，于是恰如其分地给这只狗起了个名字：“赫什”。

美莱报道之后，赫什盯上了最爱搞秘密交易的国务卿基辛格。一九八三年，赫什出版了《权力的代价：尼克松白宫中的基辛格》一书。根据书里面的说法，基辛格通过秘密外交以及各种阴谋手段，在世界各地犯下了一系列战争与颠覆罪行。其中包括秘密轰炸柬埔寨、支持希腊军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在非洲推动军事政变，等等。而最严重的指控，则是基辛格直接插手智利的内政，通过中央情报局支持智利的右翼军官，推翻了民选的左派阿连德政府，并且在阿连德本人被谋杀的事件中起了幕后关键作用。时至今日，基辛格对赫什依旧耿耿于怀。不久前，基辛格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演中还抱怨说，赫什的报道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因为他暴露了美国的国家机密。

熟悉他的人都很清楚，赫什脾气暴躁，性格相当偏执。在满怀正义冲动与记者使命感的同时，也非常主观武断。一旦他认准了某人某事，就会不顾一切穷追猛打。由于赫什追踪的绝大部分是与情报部门有关的秘密事件，所以他的新闻来源多数不具名。这固然让赫什爆出了不少惊天动地的新闻，但也令他在报道和预测事件时不断出现从新闻职业角度看是致命的错误。 其中，赫什在调查肯尼迪总统与性感明星玛丽琳•梦露的关系时大大地吃了一次亏。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六三年被暗杀的肯尼迪，是越战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许多反越战的人士一口咬定，如果不是肯尼迪被刺，美国绝对不会如此深地卷入越南这个泥潭。最极端的人，比如执导《肯尼迪》一片的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甚至暗示约翰逊、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等共同策划了这次改变历史进程的暗杀。 但是，赫什却认为，在二战之后所有总统里面，肯尼迪最腐败淫乱。在他一九九七年出版的《肯尼迪家族的黑暗面》（The Dark Side of Camelot）一书中，赫什声称根据他的调查，肯尼迪时代的白宫简直就是藏春窟。不但肯尼迪的情人们终日上门拜访，在那里定期进出的甚至还有一批应招女郎。除此之外，赫什还拿出他搜集的证据，历数肯尼迪政府与肯尼迪家族的不是：肯尼迪在猪湾事件期间曾经命令去暗杀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肯尼迪的父亲老约瑟夫利用非法手段为儿子赢得选举；肯尼迪还曾经命令暗杀南越的总统吴庭艳，因为后者正在与北越政府接触，试图达成和解，违反了肯尼迪为了选举的政治需要而延续战争的意图，等等，等等。 赫什的书里本来还有更加爆炸性的一章，里面首次提供了肯尼迪和好莱坞明星梦露以及一些黑手党头目的关系的证据。但是，赫什在临出版之前把这部分给抽了出来。这里面有着复杂的原委。

原来，在赫什写书期间，有位名叫劳伦斯•库萨克，别名“列克斯”的人给他透露消息，说自己的父亲曾经为肯尼迪的父亲老约瑟夫工作，死后遗留下一批有价值的文件。这中间有七百份材料可以证明肯尼迪与梦露及黑社会的关系。库萨克提供的证据显示，梦露不但是肯尼迪的情人，而且在差不多两年时间里一直对总统进行敲诈，迫使肯尼迪家族向她支付了一百多万美元，包括由肯尼迪与梦露两人签字同意的给梦露母亲的六十万美元。交换条件是梦露永不透露她与肯尼迪的关系。文件甚至显示梦露参与了肯尼迪与黑手党头目之间的联络工作。 尽管肯尼迪与梦露都已经过世三十多年，但是这样的消息在社会上仍然有原子弹爆炸般的效应。赫什听到后喜出望外，立即找人来核对肯尼迪与梦露的笔迹。专家看过文件之后得出了肯定的结论。于是，赫什立即开始了行动。 由于对肯尼迪有了先入为主的“有罪推定”，赫什没有再对库萨克本人作更多的调查就接受了文件的真实性。他计划将库萨克文件的内容作为书中的主要章节，同时在书出版之前首先在媒体上大造声势。

消息一传出，美国各大广播电视网络连忙行动。首先是全国广播公司NBC出价二百五十万美元请赫什参与制作电视纪录片，其它公司也相继行动，争取在这个爆炸性事件中分得一份好处。 但是，在制作过程中，NBC的制片人开始怀疑文件的真实性。一年后，该公司取消了制片计划，向赫什支付了一百万美元的赔款。赫什转向了NBC的对手美国广播公司ABC。这回ABC可要谨慎多了。财力雄厚的公司请来了最好的专家对文件进行全面鉴定，结果发现文件用的打字机竟然是肯尼迪死后多年才出的新产品。文件内容也有诸多与历史不符合之处，比如在美国的邮件编码出现之前，文件中就提到了邮编号，等等。 真相最后终于大白。原来，库萨克不但伪造了这些文件，也伪造了自己的历史。在赫什将文件曝光之后，库萨克和他的同伙将其中不少文件卖给了一些收藏家，获利六百至七百万美元。纽约的法院对库萨克发出了逮捕令。九九年四月，陪审团宣判库萨克犯下了十三项欺诈罪。法官判处他十年徒刑，没收赃款七百万。

尽管捅了这么大的漏子，赫什那本《肯尼迪家族的黑暗面》一上市，就成了当年美国非小说类的最畅销书。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对肯尼迪家族的放纵甚至犯罪仍然深信不疑。同时，赫什也受到了大批崇拜肯尼迪的人的猛烈攻击，甚至有专门研究肯尼迪的教授以“赫什，你真不要脸”为标题在报纸上写文章。某著名杂志上的书评说：“这本大揭疮疤的传记看来决心非要打破肯尼迪的魅力神话。它实在应该以《再次谋杀肯尼迪》作为副标题。”赫什本来就让美国的右翼人士讨厌。自从出版了这本书以后，左派也对他丧失了好感。

这次揭发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囚犯的事件，再次将赫什与他的新闻报道推到了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赫什对美莱大屠杀的报道为他赢得了“越战终结者”的名声。如果这次他对伊拉克虐俘事件的报道也能起到类似作用的话，历史就真的是在重演了。

沃尔福威茨这只鹰

沃尔福威茨这只鹰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不久前，布什总统提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著名的鹰派人物沃尔福威茨接替即将离任的沃尔芬森担任世界银行行长。这个决定招到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自由派人士的严厉批评。虽然正在寻求缓解大西洋两岸关系的欧盟国家最终表示支持该项任命，但是一些欧洲政府官员还是委婉地表示了怀疑态度。比如英国的财政部长戈登·布朗就说，在世行行长的任命上取得国际认可是非常重要的。他希望美国能够与发展中国家就此进行讨论。荷兰的财政部长则说，“提名不止一个人总是聪明的做法。”
二零零三年那场伊拉克战争为沃尔福威茨在美国国内外赢得了傲慢与固执己见的强硬派的名声，难免遭到欧洲多数国家讨厌。但白宫这次提名他担任世界银行行长，显然是希望沃氏能够在此任上继续用强硬手段推动布什总统的世界民主化政策。就这点上，恐怕没有谁比沃尔福威茨更合格了。
波兰犹太移民的后代
保罗·沃尔福威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出生在美国芝加哥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他的父亲雅各布·沃尔福威茨出生于波兰，一九二零年十岁的时候随父母移民美国。雅各布大学毕业后到了纽约，一面在纽约大学读书学习的研究生，一面在中学当数学老师。在这个期间，他遇到了比他大几岁的来自匈牙利的数学家沃尔德。沃尔德也使犹太人。纳粹占领匈牙利之后，这位在欧洲已经有点名气的数学博士逃到了美国。沃尔福威茨和沃尔德合作，发表了大量数学专业上的文章。在得到博士学位后，雅各布·沃尔福威茨成为康乃尔大学数学系的教授，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数学家。
受父亲的影响，保罗·沃尔福威茨中学毕业后也进入康乃尔大学学数学。但是，他主要的兴趣却在社会科学上。根据他自己后来回忆，他父亲经常告诉儿女，能够逃脱欧洲各个专制政权的迫害而生活在美国是多么运气。因此，他从小便对独裁政权产生了深刻的厌恶。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就学期间，沃尔福威茨主攻政治学，并且在一九七二年获得该校的政治学博士学位。在拿到学位前两年，他就已经获得了耶鲁大学的聘请去担任助理教授。有趣的是，虽然今日有着共和党极右翼的名声，中学和大学里的沃尔福威茨却是个相当激进的民主党人。他曾经积极投入民权运动，包括参加了马丁·路德·金组织的华盛顿民权大游行。他在许多美国国内社会政策方面一直同情民主党的立场。最终成为共和党，是因为他认同里根政府强硬的外交路线。
在耶鲁教了三年书之后，沃尔福威茨转到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总署工作，从此进入了政府部门。卡特政府期间，他担任了国防部负责区域项目的助理国防部长的副手，这在五角大楼也算是个中级职务。
共和党的里根总统上台之后，沃尔福威茨在政府中青云直上。他先是被调往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院任职，一九八二年就被提升为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主管东亚事务几年，沃尔福威茨因此对亚洲各国状况相当熟悉。一九八六年，沃尔福威茨被任命为驻印尼大使。在大使任上，他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管理才能，使驻雅加达的大使馆被美国国务院监察部门评为管理得最好的大使馆。他原来的妻子是一位社会人类学、语言学家，也是印尼事务专家。在妻子的帮助下，沃尔福威茨学会了当地的语言。有一次他甚至还参加了当地一个妇女杂志举办的炊事比赛，得了个第三名。印尼人因此对他印象很好。
但是，真正让沃尔福威茨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中一个关键性人物的，是他从印尼大使任上回来之后。一九八九年，正值“苏东波”发生之际，美国政府亟需制定冷战之后的外交政策。老布什总统将素有理论家名声的沃尔福威茨从印尼调回，改任国防部主管防务政策的副部长，在五角大楼中位居第三。当时的国防部长就是现在的副总统钱尼。沃尔福威茨的任务，就是制定冷战后美国的军事政策。在他的主持下，美国重新调整了地区防务政策，最后导致美国和俄国在核武器上的重大裁减行动。
沃尔福威茨在国防部副部长的任上做的另外一件重要大事，就是参与指挥了一九九一年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他在这次战争中的角色与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他成为十二年之后另外一次伊拉克战争的设计师。
伊拉克战争的设计师
民主党的克林顿政府上台后，沃尔福威茨在政府里失去了影响力。从一九九四至二零零一年，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国际关系学院当院长。但是，他念念不忘的却是伊拉克。
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轴是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政策”，其核心内容是采取军备竞赛、结盟等方式，遏制对手的发展，同时达到尽量避免爆发全面战争的目的。在九一年的海湾战争中，老布什政府基本上还在遵照这一思路。海湾战争的目的，主要是将伊拉克赶出其非法占领的科威特。此后，美国主要的决策人物，包括当时的国防部长钱尼都主张撤兵。至于萨达姆政权，美国政府预期，在战争结束之后，该政权在国际社会的制裁之下将无法支持下去，最终会被国内反对势力推翻。然而，在什叶派和库尔德人起来造反的时候，美国在一旁无动于衷，结果萨达姆政权经受住了海湾战争的打击。老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后来坦白说，保全伊拉克的领土完整对于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利益至关重要。美国并不希望伊拉克分裂，因此眼睁睁地看着大批伊拉克反萨达姆的人士被残酷屠杀，也没有施以援手。
当时政府内部以沃尔福威茨为首的一批人对此极为愤怒。他们认为美国无论是从道义还是从战略考虑都应该将萨达姆置之死地。沃尔福威茨指出，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已经过时，美国应该主动出击，在伊拉克还没有能够动用大规模杀伤武器之前就将它打垮。如果其他国家不同意，美国就应该单独行动。而且，美国应该对那些有威胁的国家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
一九九二年，沃尔福威茨将他的上述想法写成了一个政府军事行动指南草案。没想到，草案还在拟议阶段，就被人透露给了媒体。据说，这是军事部门里面有人认为沃氏的想法既疯狂又危险，于是将该草案秘密交给了《纽约时报》。白宫只好让钱尼去重新草拟这一文件。在钱尼草拟的文件中，重新加入了采用遏制政策以及联合盟国行动的内容。
事实上，在九一年海湾战争之后，沃尔福威茨已经逐步形成了有悖于冷战以来美国外交传统的准则。根据该传统，外交是一件需要耐心、交流、妥协、联盟的事务，万万不可单独行动，更不可操之过急。小布什总统上台后最初几个月基本上沿袭的也是这样一条路线。而沃尔福威茨则认为，美国面对真正的威胁，有必要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哪怕在世界上单枪匹马也在所不惜。他又根据对伊拉克的观察，作出了在独裁国家中只有推动民主制度的建立才能最终保障美国安全的结论。于是，攻打伊拉克的想法在他心目中越来越成熟。然而，沃尔福威茨这只鹰还需要等待时机才能飞得起来。
“民主化的多米诺骨牌”
“九一一”给了鹰派们以千载难逢的时机。随着世界贸易大厦的倒塌，布什政府的外交路线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从原来维持世界现状、尽量减少参与国际事务的孤立主义倾向变为通过反恐战争来在中东地区推动民主化。沃尔福威茨在这一政策的形成中起了最关键的作用。许多有机会深入了解白宫决策过程的专家都认为，沃尔福威茨是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班子的大脑。
这时的沃尔福威茨坐在国防部的第二把交椅上，顶头上司是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共和党元老拉姆斯菲尔德。“九一一”恐怖袭击发生，布什总统发誓追赶到天边也要和恐怖分子算账，而且要将恐怖分子以及庇护他们的人同等对待。两天之后的九月十三日，念念不忘伊拉克旧账的沃尔福威茨就在记者会上公开宣称，美国不仅要打击恐怖分子，而且也不能饶过那些“为恐怖分子提供支持的国家”。根据在克林顿和布什政府中一度负责对付恐怖活动的部门首脑克拉克回忆说，袭击发生后第一周内，沃尔福威茨已经向布什提出了伊拉克卷入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以及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具体计划，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伊拉克和基地组织有任何关系。
一个月后，白宫发表了一份题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引起了外交政策专家们广泛的关注。在报告书中，“预防性打击”取代了遏制政策成为美国军事行动的指南。其中许多语言，与当年沃尔福威茨草拟的军事行动指南如出一辙，而且伊拉克被认定是美国打击的主要目标之一。该报告还显示，美国应该以中东地区为起点在全世界推动民主化。专家们断言，沃氏的观点已经为白宫所采纳。于是，“沃尔福威茨思想”就演变成了“布什主义”。
应该说，在“预防性打击”与“民主化”这两个所谓“布什主义”的主要内容中，沃尔福威茨更重视的是后者。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他就通过学术、政府、媒体的种种渠道来宣扬只有在独裁国家中推动民主化是实现和平与安全的最终途径。尤其是在中东，他认为只要在一个国家，比如伊拉克，成功地建立了民主制度，就会影响到周边国家。这一说法被人们称作“民主多米诺骨牌”理论。不过，沃尔福威茨觉得这个名字并不妥当。他在二零零三年的伊拉克战争开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说：“多米诺骨牌是一个打倒另外一个，而民主制度的作用却是树立榜样。”
沃尔福威茨对推动阿拉伯世界民主化情有独钟，恐怕还有来自外人不知的影响。他和原来的妻子在数年前离婚，沃尔福威茨目前的女朋友是一位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沙哈·阿里·利扎。这位在封闭的沙特阿拉伯长大的五十一岁的妇女是那个世界中少见的女权主义者。她获得过牛津大学的国际关系硕士学位，结过婚又离过婚，过去几年里一直在世界银行中担任高级职务。根据接近他们的人透露，沙哈在推动沃尔福威茨将注意力集中在伊拉克民主化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共和党政府中的理想主义者
以犹太人的身份和穆斯林的女权主义者谈恋爱，这故事本身虽然奇特，却从某个角度反映了沃尔福威茨的思想和性格。认识沃氏的人几乎都能够得出这样一个印象：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无论你是否同意他的理论和做法，你很难不承认这个人的真诚。在他那副冷静、甚至有几分呆板和羞怯的面具之下，是一个充满着激情而对信念追求执著得近乎偏执的人。
在五角大楼这位国防部副部长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题为“血腥道路”的油画，画的是美国南北战争中死人遍野的残酷场面。按照他自己说，这幅画不断在提醒他战争有多么可怕。
在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前，沃尔福威茨多次对亲近的朋友表示，非常担心一旦战事起来，伊拉克会动用生物或者化学武器去大量杀害美国军人和伊拉克平民。至于人人都担心的战后伊拉克局势，他倒是觉得无需忧虑。他认为，只要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在美国的帮助之下，伊拉克人民肯定会选择民主制度。对于伊拉克民主制度以及中东民主化的前途，沃尔福威茨比谁都乐观。
虽然沃尔福威茨被世人广泛认为是布什的班子中间“新保守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可他并不属于布什总统亲密的圈子。如果认真观察，人们会发现他和布什之间在意识形态上有着相当根本的差别。这种差别最后是否会导致两人分道扬镳还难说，但是却必定会在他们中间产生一定隔阂。
来自得克萨斯的布什总统在外交思想上基本秉承了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孤立主义主宰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百多年美国的外交政策，其核心内容在于认定美国在道德上是最伟大的国家，不需要也不应该与任何国家结盟，除非不得已，最好不要参与旧大陆的事务。二战和冷战打破了这一传统。可是冷战之后，孤立主义的核心思想――“美国道德至上”以及不与欧洲结盟――又重新开始抬头。布什总统所来自的南方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团体中间，这种思想非常流行，而布什正是他们的代表人物。在竞选总统之前，布什对国际事务毫无兴趣，甚至极少出国旅行。这些年里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正是孤立主义思潮的体现。对于布什来说，民主制度如果优越，不过是因为那体现了美国价值。
沃尔福威茨却绝对不是一位孤立主义者，也不认为美国就一定比别国优越。相反，他更多可以说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他相信民主制度的普世价值，坚定地认为哪怕是落后国家的人民只要有机会，也有能力建立良好的民主制度。他主张美国积极介入国际事务，利用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去推动中东以至世界民主化。在一次媒体访问中记者问道，如果民主化政权反对美国该怎么办。他回答说：有菲律宾的例子摆在那里。美国支持菲律宾民主化，但是民主政府却收回了美军在那里的基地。即使这样，反对美国的民主政权也比支持美国的独裁政权更好。
迄今为止，沃尔福威茨的理念和布什总统的理念在中东事务上有相当的重合。然而不知道哪一天，这位能说六种语言、写下了不少著述的知识分子和那位来自得克萨斯的语法不通的总统之间会出现根本的分歧。
世界银行？也许
以知人善任著称的布什总统不会不清楚自己和沃尔福威茨之间的不同。也许，提名他担任世界银行行长正反映了布什对这位教授的认识。
美国是一九四五年成立的世界银行最大的股东，掌握着超过百分之十六的股份。世界银行行长按照惯例也就由美国人来担任。这个职务虽然说是管理金融，但实际上更多要做的是从事外交与政治方面的工作，因为世界银行如今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两百亿美元的贷款，是美国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渠道。
对于具有孤立主义倾向的布什来说，美国尽管在世界银行、联合国这样的机构中有别国无法比拟的影响，但是要与世界各国合作，毕竟经常碍手碍脚地不痛快。沃尔福威茨的学术背景、他对其他国家的知识与兴趣、他在第三世界中推动民主化的热情，都让沃氏有可能在世界银行行长的任上发挥最大作用。
的确，沃尔福威茨对国际组织和国际援助项目比布什政府中其他高级官员更加感兴趣。不久前他访问过印度洋海啸灾区。根据他身边的熟人透露，从那以后沃尔福威茨便开始考虑离开国防部，从事改变第三世界贫穷现状的工作。他在提名后对媒体承认，对灾区的访问使他“明确了将来的目标”，他希望将来能够“让世界变成一个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更好的地方。”也许，以他的热情和理想主义，世行行长沃尔福威茨有可能变成布什政府在第三世界的亲善大使？也许。
在沃尔福威茨获得提名之后，许多人立即联想到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这位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是必须对越南战争负主要责任的官员之一。在约翰逊政府最后一年中，他离开五角大楼成为世界银行的行长，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十三年。八十年代离任之后，麦克纳马拉致力于推动禁止并最终销毁核武器的运动。他在后来发表的回忆录中对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错误决策作出了大量的反省。一些反战人士猜测，沃尔福威茨是否会成为下一位麦克纳马拉，最终深刻反省伊拉克战争的错误呢？
恐怕不会。要知道，麦克纳马拉在离开国防部之前，已经对越南战争中的许多政策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相形之下，沃尔福威茨现在正在为他的伊拉克政策的成功而高兴。如果将来伊拉克政策砸了锅，那也已经不再是他的责任了。
现任行长沃尔芬森将在今年六月离任。沃尔福威茨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在获得提名的当天，他出人意料地给爱尔兰著名摇滚歌星、Ｕ２乐队的Ｂｏｎｏ打了个电话，向后者讨教在非洲拯救贫穷的经验。Ｂｏｎｏ近年来致力于在非洲举办慈善事业，名声如日中天。不久前《洛杉矶时报》还发表社论，说Ｂｏｎｏ才应该被任命为世行行长。据说，严肃沃尔福威茨和调皮的Ｂｏｂｏ还谈得颇为投机，并且讨论了许多可能推行的计划的细节。看来，世界银行未来的这位新行长没准还真能够为世界的发展与和谐作些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