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权利在美国

母亲权利在美国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二日

在今年母亲节前夕，美国一个专门调查工资收入的网站www.salary.com公布了一项惊人的研究结果：没有上班在家带孩子的母亲如果按照小时来挣工资的话，她们应该得到的报酬平均是十三万一千四百七十一美元一年。
这笔帐是这么算出来的：一个有两个学龄儿童的母亲每天要充当的角色包括保姆、教师、司机、勤杂工、厨师、洗衣清洁工、顾问、家庭首席执行官、行政助理、助理会计师、护士等等多项工作。将这些职务的正常工资按照其所需要的时间比例分别计算，一个每周工作四十小时的母亲应该得到四万三千四百六十一美元的年薪。不过，母亲们每星期的平均工作时间是一百小时，所以还应该给她们另外付加班费。这样算下来，在家带孩子的母亲应该得到的工资就超过了美国人均收入的好几倍。
对于这种算法有没有根据当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母亲的劳动价值被社会低估，却是一个普遍承认的事实。
母亲权利运动
美国著名的女作家、记者安·克里腾顿（Ann Crittenden）这些年一直在推动“母亲权利”运动。她写出了两本广受欢迎的专著：《为人之母的代价：为什么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报酬最少》（Price of Motherhood: Why the Most Important Job in the World Is Still the Least Valued）和《抚养过孩子的人可以管好任何事情》（If you’ve Raised Kids, You Can Manage Anything）。这两本书出来之后，都上了美国的最畅销书榜。
安是我多年的至交。她曾经在《新闻周刊》、《纽约时报》等著名的媒体担任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记者，现场报道过越南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二十二年前，四十四岁的安结婚生子之后，决定离开成日东奔西跑的记者生涯，留在家中一面带孩子，一面为媒体写专栏和评论。
离开正式工作之后，安忽然发现自己不但失去了原来的社会地位，而且她为儿子付出的大量劳动也根本得不到承认。一次在社交场合中，有人问起她的职业之后说：“哦，原来你没有工作。”就在那天，安在孩子身上足足花费了八、九个小时之后，还为报纸写了篇评论。经济记者出身的安看到，当母亲付出的劳动完全得不到相应的经济报酬，也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母亲被看作家庭的附属物，而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于是，她开始关注母亲的权益问题，并且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发动了母亲权利运动。
在今年母亲节的期间，我请安给我的中国读者们谈谈她的一些感受。
“母亲权利运动目前在美国仅仅是个雏形。这个运动虽然具有草根性，但是没有人愿意给钱资助。政客们也不加以注意。”安非常感慨。
美国的现状
“美国人应该感到害臊，”谈到母亲权利在美国的现状，安很是气愤。她说，美国有关母亲权利的立法是发达国家里面最糟糕的立法，也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有关立法之一。“比如，世界上只有四、五个国家的妇女不能享受产假，美国就是其中之一。美国妇女生孩子，必须用休假或者病假。但是美国有六千万雇员根本就没有病假这项福利。所以，许多人因为生孩子就没有了收入。”的确，每年都有许多妇女因为生孩子而不得不辞去工作。
安介绍说，这些年里，有不少人在致力于推动产假立法，但是始终没有获得成功。目前有几个州，包括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家庭假期法案》，规定所有雇员如果出现家庭困难――家人生病、妇女生孩子等等――都可以获得六个星期的带薪假期。但是，这笔费用并不是由雇主而是由政府来支付的。为此，政府要向所有雇员征收一笔附加税收。
产假只是母亲权利得不到保障的一个例子。安指出，一个女人特别是职业妇女如果决定当母亲，就不得不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蒙受重大的损失。她举出社会保险金作为例子。美国老人能够领取的社会保险金额是根据一个人的工作年限来积累的。工作年限越长，能够领取到的社会保险金也相对越高。没有工作的配偶有权领取的社会保险金是配偶的一半。也就是说，如果丈夫一个月能够领取一千元，没有工作的妻子就可以领取五百元。曾经工作的人可以选择以个人身份领取或者以配偶身份领取。比如，一位工作了十年之后回家带孩子的妇女可能积累了足够领取每月五百元的社会保险。如果她的丈夫积累的社会保险每月超过一千元，那么她以妻子的身份领取的保险就高于以个人身份能够得到的数目。经常出现的情况是，职业妇女在工作数年之后在家带几年孩子，结果是，这几年内她的社会保险积累为零。尽管她担负了夫妻俩人应该共同担负的家庭义务，但是她却不能从丈夫的收入中得到社会保险积累。这样，到退休年龄时，妻子尽管和丈夫一样辛勤工作多年，但拿到的社会保险金却比丈夫低。如果离婚，妻子的收入更会比丈夫低一大截。单身母亲的状况自然更加糟糕。
“难怪，美国的贫困人口中有那么大一部分是单身母亲。而母亲的贫困又造成了儿童的贫困，”安感叹道。
母亲经济学
安认为，类似salary.com所做的统计，实际上是母亲节期间不负责任的媒体炒作。这种炒作只会导致人们不去认真看待母亲劳动的经济收入这个问题。
那么，母亲的劳动价值该怎么计算呢？安提出了两种通用的方法。一种类似于salary.com的做法，就是将母亲的劳动按照小时和工作性质来计算，通常得出的数字为六万至十万美元之间。但是，更说明问题的其实是另外一种方式，也就是看母亲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所作的贡献。科学研究证明，人生最初几年的培养对于一个人未来的发展最为重要。人主要的学习能力、对外界的观察力、性格志趣等等，都在这最初的几年中就形成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将来对社会作贡献的程度，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母亲在这几年中的劳动。母亲的劳动成果培育出了社会公民。
安进一步指出，社会生产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就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决定了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母亲的劳动是人力资源形成的关键。可以说，母亲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工作。可是，这个工作从经济角度却没有得到社会承认，国家对母亲的工作也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在所有发达国家里，美国对学龄前儿童教育的投入最低，学龄前儿童的所有开支，包括教育开支中，只有百分之五是由国家来支付的。
儿女幼小的母亲想要重新工作，同样存在着很多困难。美国的托儿所不但数量远远供不应求，而且多数价格昂贵，另低收入的家庭不堪重负。在过去，贫困线下的母亲能够得到一定的托儿补贴。但是几年前通过的《社会福利改革法》，规定贫困家庭的母亲必须每周工作四十小时以上才能够得到该项补贴。在安看来，这种立法简直近于野蛮。
在离婚率高的美国，在抚养子女方面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更是造成了母亲经济地位的地下。离婚时，多数情况下法庭会将幼小的子女判给母亲抚养，父亲需要付抚养费。但是，安引用来自法庭的数据说，大概有一半的父亲没有按时按量付抚养费。
母亲的技能
谈了那么些难过的话题之后，我希望转入一个比较令人兴奋的题目，于是我请安来谈一下她的新书：《抚养过孩子的人可以管好任何事情》。
安立时高兴起来。她介绍说，在写这本书的过程里，她采访了一百位有孩子的成功人士――绝大多数是母亲，也有少数几位父亲。这些成功人士一致表示，他们从抚养子女中学会的技能对他们的成功有着极大的贡献。安将这些能力分为四类：众多事务中分清主次、集中精力在重要事务上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教育、鼓励孩子或者下属以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的能力，以及在繁杂的世界中坚持、维护自己固有的价值观念的能力。
有趣的是，所有这些技能，恰好都是在商学院中训练工商界领导人的时候列出的技能。安在翻阅了各种工商管理教科书和父母指南之后，发现这两类书籍中最受欢迎的那些都不约而同地列举出了同样的必需技能。她采访的许多工商界成功人士表示，他们在抚养子女的过程中学到的并且能够用于管理的技能，其用处远远超过了他们在商学院或者别的工商管理培训中学到的知识。
不仅在工商界如此，在政界中也有同样的情况。安采访了一位在七八十年代主持美国与苏联之间核武器控制谈判的官员。这位官员说：“比起和我那个十多岁的女儿扯皮，和俄国人谈判简直是儿戏。”
安希望，工商界能够通过她的书来增进对妇女、对母亲的能力的了解。她也希望能够给母亲们，特别是那些在家带了几年孩子重新回去工作的妇女增加信心。她采访的一位高级女主管告诉她说，在家带孩子几年之后，她找工作时发现自己的简历上出现了一片空白，在找工作的时候屡屡碰壁。这位颇有想象力的妇女于是在那几年的空挡上加了这么些条：家庭首席执行官、行政主管、财务主管、教师，等等。结果，她的简历一下丰富了起来，也找到了顺心的工作。安认为，母亲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往往缺乏信心，特别是职业妇女，当了几年家庭主妇之后自己总觉得有点抬不起头。这是母亲们首先必须克服的心理障碍。
安的书《为人之母的代价：为什么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报酬最少》最近已经被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她希望美国的经验――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能够给其他国家的人民一些启示，以便在世界范围内促使母亲权利运动的诞生和发展。